网络传媒时代文学的 “危机”与“生机”

作者：王琦

网络传媒时代，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生存形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各种“图说”文学销量攀升，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文学经典，在娱乐化、消费化的当下被摘去了神圣庄严的光环，以“水煮”“大话”的叙说方式，以影视化、漫画化的展现形式，颠覆着人们对经典的既有经验和价值认知。网络文学因其高点击率和影响力，日益从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既有疆域中分疆辟土，形成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网络文学热带动了影视改编、出版印刷、漫画绘制等跨艺术门类、多种传播媒介的联动效应。这种联动增加了网络文学的传播效力，积聚了更高的人气，同时为网络文学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网络文学的改编版权费屡创新高。《后宫甄嬛传》《琅琊榜》《七月与安生》《芈月传》《花千骨》《鬼吹灯》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电子技术与网络传媒的攻势下，文学的物质化、媚俗化、娱乐化趋势日显，文学这片“诗意空间”“精神净土”早已狼烟四起，“文学终结”的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事实上，文学与技术的抵牾并不是在传媒时代才出现的。瓦尔特·本雅明撰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对工业时代机械复制技术导致文学艺术光韵与独特性的丧失进行过经典论述。丹柯·格尔里奇则直接宣称：“技术在便利艺术复制传播的同时会使艺术降格成伪艺术甚至消失”。机械复制技术给文学艺术带来的是膜拜价值、独特性的消失殆尽。文学艺术从图书馆、博物馆、书房走向广告牌、售楼部、街心广场、公园等商业化、生活化区域。文学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日渐模糊，文学艺术独立自主的领地正被步步蚕食。电子网络技术更是令文学“四面楚歌”。传统的创作生产、阅读接受、传播销售面临着整体性挑战。剪切、复制、拼贴成为文学创作的时尚，“剪刀诗学”“文学工场”应运而生；读者不再唯作者意图马首是瞻，或是主动与作者互动参与作品发展走向，或是对文学文本进行读者期待的续写或改写；文学作品不再“好酒不怕巷子深”，移动端阅读取代纸质媒介成为文学承载与传播的主导。文学只有借助网络、影视、动漫等媒介载体才能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危机”之下，控诉、指责技术对文学生存空间的无情挤压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正视文学的当下境况，反思以往的文学观念和认知，对文学的新变与发展趋势进行有效阐释当是回应“危机”、促动文学发展的应有方式。

我国古典美学很早就关注到言、象、意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言”“象”“意”之间，“意”是目的，具有优先性与重要性，“象”与“言”都是传达“意”的有效媒介载体。那么，千百年来，我们所认同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不是具有天然合理性？回溯历史不难发现，这一文学观念的确立是与文字印刷技术对文学的传播与保存的推进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文字语言并不是传达文学之意的唯一有效媒介。文字语言之于文学的优先性、合理性同样是技术选择的结果。此外，“言”有尽，“意”无穷。如何突破语言文字传情达意的有限性是古今中外文学家共同而自觉的追求。无论是“推”“敲”的苦吟诗人，还是致力于语言陌生化、奇幻化效果实践的先锋作家，都在寻求语言对“意”的生动化、多样化表达。

随着文学实践的不断探索，“言”“意”关系的研究思考也进入实质性突破阶段，巴赫金、克里斯蒂娃提出了“穿透语言”“超语言”的主张。网络传媒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实现超越文字语言媒介的有限性提供了技术前提与物质基础。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网络传媒多种媒介的嵌入融合优势为文学的尽“意”提供了更多的媒介选择和实现可能。

如此看来，网络传媒之于文学并不一定是“危机”，而可能是“契机”甚至是“生机”。文学“危机”局面的造成不在于媒介技术本身而在于文学置身其中的茫然和无措、被动与退守。如若文学依然秉持既有的观念，固守往日文学的眼光，沉湎过去、顾影自怜，漠视媒介与文学活动的互动关联，无所作为，那么文学就只能被动地被戏谑、被拼贴、被碎片化、被物化，这恐怕才是文学真正的危机所在。

网络传媒时代，以往文学活动中所忽视的媒介的重要性凸显。电子媒介的光速传播与数字化存储使人足不出户，就可遍览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电子媒介不仅可以快速、便捷地传播文学信息，而且能够有效地参与文学的表意。因此，文学要借媒介的“东风”，发挥数字媒介融合声音、图像、文字、视频、动画等多重表意系统的优势，克服文字语言媒介时空的局限性与表意的有限性，使文学“活”起来当是网络传媒时代文学的生机所在。

时下，摄影文学弥合了文与图的缝隙，通过文字语言与图像的跨界融合，生动而深刻地阐释人的生存体验。文学在虚与实、静与动中流转，在时间与空间的互动中鲜活。正如文学博士陈定家所言：“传统艺术的‘灵光’也许注定会逐渐消逝，但网络时代新生艺术却未必注定与‘灵光’无缘。数字化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正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迎来属于网络文学的‘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