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小说中的人物肯定就是你“自己”

征文网 2020年4月4日文学快讯评论1,006 阅读2911字

《陌上》是付秀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给读者带来了华北平原上一个叫“芳村”的村庄;后来,她又写了《他乡》,来自“芳村”的女孩翟小梨到了省会,又到了首都。看到这里,很多人笃信,“芳村”就是她的家乡,“翟小梨”就是付秀莹。

付秀莹并不回避这种讨论:“大家把人物往作者本人身上去联想,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你的人物肯定和你脱不了干系。”

中青报·中青网:《他乡》出版后,经常有人问“付秀莹到底是不是翟小梨”,你在主人公身上投射自己了吗?

付秀莹:《他乡》出版后,因为主人公恰恰是一个女性,熟悉我的人会觉得,年龄相当,经历相似,那就是你。甚至当时有一位来参加新书活动的评论家对我说,“我来的路上一直在计算你的年龄,算你某个年龄段的经历”。我当时听了很惊讶,也暗自很高兴——说明这个人物成功了,起码引起了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兴趣,这不是坏事。

小说中的人物肯定就是你自己——这么说有点极端,但这个“自己”不一定是真实的,而是你的各种可能性,对自己的想象或者期待。如果我写一个男人,那也是经过我的眼光过滤之后的、心目中的理想男性。所以,逃不过的。

中青报·中青网:在你的作品中,最直接的嫁接自己经历的情节是什么?

付秀莹:比如我在地铁上的种种体验。我经常坐地铁,从地铁口长长的通道走进去,那风就浩浩荡荡地吹过来,能把衣服吹起来,走一路吹一路。再比如,冬季走过北京的天桥,看着远处的车来车往、万家灯火,那种异乡人在北京的孤独感、漂泊感,不确定性,非常刻骨铭心。这种感受和细节,每天都在经历、叠加、强化,肯定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不仅是《他乡》。

这些经历也不仅是我个人的,其实也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尤其是我的同龄人,很多都是通过读书考试改变命运,从故乡到他乡,从乡村到城市,去追寻梦想。这样的经历不独特,但很典型,可能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作品中来自生活的细节就更多了。比如在一个小说中,我写到男主人公家里的阳台上,有从很远的地方出差带回来的竹子。其实我家阳台上就有我从广西千里迢迢带回来的竹子。

中青报·中青网:你笔下的年轻人从乡村到城市,你是如何从河北无极县来到北京的?

付秀莹: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考试、升学。小学就在村子里,初中经过选拔到了县中,当时很骄傲。一个孩子对县城的想象,觉得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是另一个世界,其实也就不到20里路,但那是第一次离开家人、第一次远行。每个新学期开始的早晨,父母送我到村口,那个场景的记忆太深刻了。当一个孩子在很多年之后成为一个写作者,这一幕就非常有意味——从此山高水长,离故乡越来越远,再也回不去了。这样的场景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

后来,我念高中、大学,在石家庄工作了多年,又考研究生到了北京。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但高考没考好,总觉得遗憾,后来考研也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前些年我还动心,想考博士,觉得那是一个人生心愿。在已经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焦虑的时候,我还会梦到数学考试,试卷发下来一看都不会,或者铃响要交卷了还没写完,醒来发现是梦,虚惊一场。

这些经历和翟小梨很像,在一个典型的偏僻的乡村,除了上学,还有别的出路吗?写这个人物时也有些矛盾,要不要给主人公换一种活法。但最后我决定真真假假,只有我自己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一个农村的女性站在城乡的交界处,会有不断的撕扯、打碎、重塑。多年之后,再去心平气和地回忆这些,很难说好还是不好。不过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财富。

中青报·中青网:那你和文学的渊源是如何产生的?

付秀莹:在我们村子里,有字的东西都很少,看到一张报纸都如获至宝。那时候看小人书,一幅画下面有几行字,每天看,几乎能倒背如流;去邻居家看到一本书,可能已经残缺不全,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蹭着看。有一次,邻居家窗台上放着一本杂志,可能还用来垫过酱油瓶,有一圈油渍,大人们在聊天,我就站着津津有味地看,第一天没看完,第二天还去。

最早看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篇张洁的中篇小说《祖母绿》。那时候还是孩子,看不懂小说里女性的命运,“她用一个夜晚,完成了一个妇人的一生”,根本不理解什么意思。还有书中对女性服饰的描写,曾令儿穿的波点的衬衣、白色的西裤,那种洒脱潇洒,给一个农村女孩带来的审美上的震撼太深了。

小时候我的语文成绩特别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朗读;同学们也会开玩笑,调侃我是“作家”。高中时,我的文章在当时学生都会订的《语文报》上发表,我记得那个栏目叫“文苑撷英”,当时还想,栏目中有个“英”字呢。90年代初在报纸上发表作品,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跟我谈对写作的看法、青春的苦恼。我就觉得,当作家能找到很多知己啊,于是有了这个念头,但只是一个种子,学业压力太大了,我还在愁数学呢。

中青报·中青网:关于女性话题,不久前有一部《82年的金智英》得到很多读者和观众的共鸣。你也写女性,是否也感受到女性的艰难?

付秀莹:我也看了那部电影,看得心里很沉,女性面对的问题要比男性复杂得多。很多人在评价女性的时候,幸福与否取决于家庭,对男性似乎就没有这种标准。我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女性,城市的,乡村的,且不说婚姻,女性在面对情感时就缺乏了一种主动把握的能力,会觉得“被爱”比“爱”重要。

中青报·中青网:读者对“女性作家”会有偏见吗?

付秀莹:在两性关系中,女性还是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位置,对女性作家的偏见是存在的。比如,我用第一人称写一个小说,编辑就提出,能不能不用第一人称。但我的确用第一人称写起来更顺畅,而且即便我用了第三人称,人们还是会把主人公投射到我身上,逃不掉。

再比如,很多人觉得女作家只能写小情小爱,没有家国情怀。我倒没有觉得小情小爱不好,但我们从乡村到城市,自觉不自觉地被时代裹挟,参与了一代人的精神建构,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家国。但也不否认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女作家会更多关注生活的细部,向内转,这一点可能也更契合文学的本质,向隐秘处去发掘精神世界的幽微。

虽然说男女平等,但有时候仍会感觉这是一个“男性世界”。比如我出去开会,黑压压的一片都是男的,安排住宿时,你会发现自己的名字后边会有一个括号写个“女”,因为女性是少数。而且因为这个“女”字,可能对你的评价标准会有所降低,比如会说“你在女作家中不错”,而不是把你放到一个整体中去衡量。当什么时候我们不强调“女”了,可能就真正平等了。

中青报·中青网:你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长篇小说选刊》主编,这两个身份之间会如何互相影响?

付秀莹:有的人做编辑,可能会因为读了太多不太好的作品而“败坏胃口”,伤害了对文学的激情。我比较幸运,在“选刊”,是从已经发表的作品中选更好的,所以感受要好一些。但做编辑,肯定会消耗你对文学的神秘感,身在其中,知道作品是如何一审、二审、三审,刊物是如何排版、印刷,没了新鲜感,还可能削弱你的创作激情,觉得作品那么多,自己写不写无所谓。

但同时,做编辑也会让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水平、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位置。你知道你的同行们都在写什么,谁写得好。心里有数就不会慌张,也不会狂妄,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到什么样的程度,会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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