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画意汉字美.

  近日,读一位诗友的诗,得一佳联,很为氤氲其中的诗情画意所感动。联曰:“虫声闹罢花三径,竹影又摇月一湾”。作者是一位80后的女孩儿,生于斯时长于斯时的年轻人,难得有这样一份诗情画意的雅兴,也难得有这样一份经营文字的耐心。联中,“虫声”对“竹影”,“闹”对“摇”,“花三径”对“月一湾”,对仗工稳而且有声有色,动静相生,情景交融。虫声唧哝,竹影婆娑,花前月下,正是女孩子抒幽情、忆往事的好去处。这让我想起了《西厢记》里“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诗句。但细细推敲词句,“闹罢”和“又摇”似乎对仗不工,因为句式不同。因此,可否稍加修改,将联句改作“虫声唱醒花三径,竹影摇碎月一湾”?但反复斟酌,又觉得直白了一些,斧凿痕太明显,并且失去了原句的意境。毕竟,白发老翁与清纯少女的心境相去太远。
  
  由此我想到了汉字之美。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数千年来,中国诗人辈出,佳句连篇,所依赖者,正是汉字之美。请试言之。
  
  汉字的基本构造原则是象形。许慎著《说文解字》,有“六书”之说,首列“象形”。古人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许慎所叙述的文字创生的过程,就像一首诗,闪烁着我们先人深邃的智慧和丰富的感情之光。我们的先人在造字之初,不仅把对自然万物的认识涵养其中,而且把自己的情感也熔铸其内,使得汉字不仅有图像美,而且有意象美,给人提供了驰骋想象力的空间。所以,至今我们看到汉字“笑”,往往为之解颐,看到汉字“哭”,则每每为之蹙额。即使“指事”,也是加在形象之上,如“上、下”二字,是先画一条地平线,往上加一点是为“上”,往下加一点则为“下”;即使“会意”,也是由象形字组合而成,如“人言为信”,“止戈为武”,而“形声”则是由象形字“形”加上声符而成;“转注”和“假借”已超出造字法的范围,可以弃之不论。总而言之,汉字本身就带有一种意象之美,充溢着饱满的生命力,这是无可否认的。
  
  另外,汉字还具有音乐之美。汉字不光以形象表义,还以声音表义。古人早就发现了汉语声调细微差别在表义时的作用。《诗经》中的“雅”,指京城附近也就是“王畿”的诗,就是以声调为区分标准的。那时认为,“王畿”的声调是“雅言”、官话,就是现在说的标准音,普通话。《论语》上讲,孔夫子平时讲山东老家话,而到诵诗和赞礼的时候,是一定要讲“雅言”的,这表现了他对周王朝周天子的尊重和对祖先、神圣的虔诚。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贵族教育,是非常重视言语教育的,士大夫以上,都能说流利的“雅言”即官话。朝聘会盟之际,“雅言”是大家共同使用的语言,这主要是因为“雅言”代表了当时汉字的正确读音,有一种节奏感极强、声音洪亮的音乐之美。
  
  就像我们现在重视推广普通话,古人也是重视推广普通话的。南北朝时候,有“音革楚夏”之说,“夏”指雅言正音,“楚”指土语方言。《颜氏家训》专设“音辞”一章,议论南北读音之讹误,为此,颜之推还告诫子弟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可见校正读音的重要性。《南史•胡谐之传》上还说,皇上准备给胡家赐以贵族婚姻,可是担心胡家人方言太重(胡为江西南昌人),特意从宫中派人到胡家教授“雅言”。二年以后,皇上问胡谐之,你们家的方言改的怎么样了?胡回答说,皇上您派的人太少了,我家人多,我家的方言没有改正,您派来的宫人反倒都随我们说开方言了,惹得皇上大笑。从《世说新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言谈之中,非常看重言辞的图画美和音乐美:顾悦之和梁简文帝同岁,而顾悦之头发早白,建文帝问:“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南史•周颙传》说周颙很会说话,卫将军王俭问他:“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有人问他菜食何味最胜,他回答说:“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言辞之间,形象生动,色彩鲜明,诗情画意尽出,抑扬顿挫毕现,像诗,像画,像节奏明快的音乐,充分体现了汉字的形象之美和音乐之美。
  
  无怪乎中国是诗的国度,殊不知,汉字天生就是写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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