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种迹象：萎靡和遮蔽
到目前为止，2007年的中国散文一如往常，有特别的现象，但仍旧没有特别叫好的作品。这一年当中的中国散文，大抵是在平淡中的坚守，是进步中的回退，其中有萎靡的迹象，也有遮蔽的显露。平淡是一如既往，至少不像2006年和2005年乃至更早一些时候，因了朝阳、冯唐、夏榆等人的出现，令新散文运动之后的中国散文出现了轻微的兴奋点，这些作家作品虽然没有形成更大的气候，但至少令大多数散文从业者感到欣慰，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更多的写作者从中受益，并开始思考散文的真正出路，也开始自觉地矫正和扭转个人的散文理念和写作方向。
这里所说的萎靡，似乎是散文的一个徘徊期，当新散文真正成为了个人化的精神舞蹈和个体的灵魂盛宴，越来越自私、残忍地疏远了“散文”应有的“道”和传统，精神与品质。大多数读者的不满或者厌弃、不认可成为了新散文行将终结的致命因素与最大杀手。2006年，因了夏榆，乃至学者型作家韩少功、张炜、张承志等人新作面世，使得一直在实验之中的散文写作呈现了回归传统的迹象。这里所说的遮蔽，也就是，长期以来，很多非常优秀的散文作家被强大的媒体宣传和专家喝彩淹没了，虽不能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但强大的覆盖至少使得另一些不同主张和不同形式的作品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轻视与忽视。
到2007年，散文的第一个迹象是：刚刚舍弃了对形式、语言和题材，乃至思维更新的新散文模式，散文写作又陷入了浮躁的状态。即：过分注重现场和当下，个人体验与底层生活的散文夺人眼球，从普遍叫好乃至获得重要奖项的作品来看，它们是嘈杂的，混乱的，注重了个体的现实体验但却忽略了散文的艺术品质，强调了当下个人、生命、精神与“物”的冲突与融和，而却丧失了高贵的精神要求和人文关怀。尽管获得了一部分媒体和专家的承认，但是，这些作品从“质”和“量”上仍旧是虚弱的，不尽人意的。
第二个迹象，散文写作的自由首先是思想的自由，文本的自由必须取决于思想的自由。这方面，散文家们的努力和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清醒的和深刻的。很多的写作者开始自觉深入时代，抓住其内在特征和精神素质，以强有力的笔触、新鲜灵活的方式乃至更为丰沛的语言、具有现代精神的思维与精神素质，进行有别于其他人的散文写作。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底层不再是一种笼统的现象或者概括，而是准确的个体和特殊的个案。即使所谓的“文化散文”，也在书写和解读方式上少却了许多大而空的感悟，乃至卫道主义和封建意识的呼唤和叹息，姿势和态度趋向平等和对视，而不是以往的居高临下和走马观花；思想更为现代和深刻，发现和表达独到而优雅，使得散文呈现出一种思想自由、精神自由和形式自由的品质和气象。
2、新散文及其经验
从近两年，特别是2007年散文发展态势来看，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新散文运动呈现出颓废、逼仄和没落的迹象，不是后继乏人，才力和和智力不足，而是不由自主地跳进了自我设置的陷阱抑或圈套，越来越孤僻、也越来越偏颇。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是：谈论新散文，只是强调和突出了目前几位有成就的新散文作家，但却忽略了一个普遍的常识性的事情，那就是：新散文也是有传统的。这一传统不是割裂的，新散文不是凭空而来，瞬间拔地而起的。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承志、贾平凹、周涛、马丽华、史铁生乃至王宗仁、贺晓风等人就进行过多种方式的散文写作，至今仍具风度和气象如《我与地坛》《清洁的精神》《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太白山记》《商州三录》《游牧长城》《藏北游历》等作品，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显示出与杨朔、秦牧等人散文区别的迹象，并在当时，已经引领了新的散文写作方向。
而今，我们将这些作家乃至作品抹煞了，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够客观的。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持续至今的新散文写作，其显著的特征和特点便是：剔除了对传统散文（相对于杨朔式的散文写作）的思想依赖、语言依赖和方式依赖，以新鲜的思想意识、有别于传统散文的语言和题材，用更为自我、更为自由的书写方式，乃至自由不羁、新鲜独到的思想和精神，为散文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使得我们的散文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旧的模式和思维，获得了更广泛的前景。
综合这些年来的新散文实践经验，我以为，新散文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极端的自由，不是书写对象和题材、形式和语言的，而是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第二，形式的探索创新，新散文作家们不遗余力，以勇气和学识，进行了有效的实践和探索，使得散文的表现形式更为活泼灵动，新颖新异。第三，个体意识的无限膨胀，使散文具有了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和个人的魅力。第四，语言的创新，完全回避或者抛弃了大众模式乃至官方话语，使得散文的想象力和扩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第五：散文的内涵和指向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发散的，立体的，多维度和多方向的。
这些都是新散文给我们带来的有益经验，他们的努力和探索，使得原来面目呆板、陈旧单一的散文写作呈现出新的生长点，具备了新气象。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新散文丧失或者丢弃了这些独立的精神品质，自由精神转换为“狭隘的个人自由”，从体制外到体制内，这些人的写作显然是委曲求全甚或缴械投降了的。形式的创新走进了篇幅无限延长的单一性模式，动辄万言数万言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标示；个体意识和内心经验的无限膨胀，导致了题材乃至内核的狭窄和鄙薄；语言的创新走进了解词的泥淖；内涵的空泛和严重的自恋甚至心理隐患成为了个性的标签和区别的唯一手段。
在2007年，新散文强弩之末的迹象大幅度显现，虽有一些文本屡次获得大奖。但一些新散文作家依旧在“身体”“隐私”中高度自恋自爱，其中一些细节和感觉，与善于写下半身诗歌乃至以女性身体的微妙触觉为诗的女诗人没有多大区别，身体的觉醒只是女性甚至女权主义的一部分，更强大的应当是女性的自由精神。女性新散文作家一再陷入此类的“孤芳自赏”，使得她或者她们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转瞬即逝”的短命倾向。
再有一些新散文的尾随者和渴望加入者，写作成为了纯粹的个人修为，在传说和宗教，自我意识和某种思绪当中不能自拔，一味追求新异，但又没有足够的思想和才识，使得作品单薄无力，逼仄狭隘，不具备独立性。倒是一些“八十后”的写作者，在思维和语言、形式上令人刮目相看，与那些散文生于上个六十、七十年代的新散文写作者相比，他们的思想是真正的自由不羁，语言和思维上也更活泼、新鲜和灵泛。如今年《美文》上半月刊发的一些“八十后”作者作品，就很有生机和活力。
此外，另外一些新散文作家近年来以散文形式解读和发现的“哲学”是漂浮的，不连贯，缺乏系统性，吉光片羽，且篇幅过长，无实质性、独立性的发现，甚或还有一些常识性的误读和误判。与之相反，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云南雷平阳散文有了新的气象，如《宋朝的病》（《天涯》2007年第1 期），机智、安静、本质、力量。仅从这一点来看，雷平阳现在已经比他的那些“同盟”们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新散文的根本出路却不在于这些纯粹以散文名世的写作者，而在于上面提到的无传统“包袱”的“八十后”散文写作者，乃至许多剑走偏锋的学者型散文家，如早为人熟知的张承志、韩少功、耿占春、陶东风、南帆、张炜、李敬泽、李元洛等人，无论是《山南水北》（韩少功）、《戊戌年的铡刀》(南帆)、《逐红叶于海岛》（张承志，《天涯》07年4期）、《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李敬泽）、《异性之情和同好之谊》（李元洛，《百花洲》7年3期）等典型的散文随笔，还是《于丹“现象”解》（陶东风。《天涯》07年4期）《地方与叙述》（耿占春。《天涯》07年4期）等学术论文，都体现了一种精确的自由的、理性的和率性的精神品格。而这种品质和精神，正是新散文不具备抑或丧失了的，没有和不加强这一关键性的要素，新散文便无法真正突破，只能越走越窄，越来越封闭。鉴于此，也似乎只有那些纵横不羁、思维新鲜的“八十后”写作者和具备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学者型写作者，才能够将新散文从根本上引领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3、原散文或者原生态散文
原散文抑或原生态散文的显露大致是2007年的事情，但原散文这一写作主张早在2000年左右就提出来了。其提出者是陕西散文家黄海。但在当时，尽管有马叙、黄海、提南高、杨献平等人的响应和实践，但由于媒体关注不够，再加上实践者的名声稀薄和作品力度欠缺，更没有相应的理论配合呼应，为其做必要的划分和概括，故而，没有引起足够的广泛的关注。以我的理解，原散文主张无非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要论：一、原散文是接续传统的，摈弃高蹈的俯视和主观的凌驾，以更为平等和自由的姿态，充分尊重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使散文写作真正成为一种对等精神条件下的艺术创造。二、原散文也应属于新散文范畴，其与新散文明显区别是：原散文是真正开放的，不囿于一己之内，关起门来说体验，书本（大师）当中谈精神，而是不断向周遭事物、瞬间和闪念乃至人间万象扩张、触摸、关怀的一种散文写作主张。三、原散文是具有当下现场感和时代精神的，更强调散文写作的现代意识、科学理念和精神素质。
这一主张的提出者黄海做过一些工作，比如设立原散文奖，杨献平、提南高、塞壬等先后获奖。《南方都市报》也试图就此做必要的宣传，但终究事不遂人心。与新散文这一概念相比较，原散文更具理论性和前瞻性，原散文更能体现和表达当下散文写作的方向和素质。与原散文一样，直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一个人将新散文的概念一笔廓清，只是零散的呼喊和偶尔的真知灼见（仅凭反抗体制、另类审美和个体别异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其中，祝勇为新散文的发展功不可没，其编辑出版的散文书籍使得新散文影响持续扩大，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无论是新散文还是原散文，都需要祝勇这样真心实意、强有力的参与者和实际工作者。
2007年8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原生态散文十三家》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她们》两书；收录了杨献平、周伟、江少宾、张利文、朱朝敏、桑麻、王开、沈荣均、李存刚、吴佳骏、颜全飚、老湖、廖无益、也果等十四位散文作家的作品。这本书的面世，对于略显平淡的2007年中国散文来说，算是一个亮点，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其明确且较为有力地彰显了“散文原生态”写作理念，并有一些比较扎实的文本予以实践和佐证。
原生态散文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理论依据：一、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具体的生活场，即：生活和思想的现场，心灵和精神的现场。所谓的“现场回归”，就是要回到散文的“我在”、“在我”两方面品质。二、原生态散文既要摆脱旧的“体制”，更要接续和融入一种更为广阔的散文传统，以穿透性的认知方式和书写方式，使文本透射出一种源于生命生活本质和个人思想精神的自由品格。三、原生态散文是拙朴的，大气的，有品质和有气度的，是具体的“我”隐身于物象之中和之后的自觉发现与清晰表达。
不论原散文，还是原生态散文，它们实际上源于共同的理念，并无多少冲突和分歧。其中，需要重视和纠正的一点是：原散文或者原生态散文写作存有明显的概念性误区，甚或一些写作者对此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误判和错觉。例如，一些写作者仅仅是在场，仅仅是对生活的直接记录，也仅仅是对事物的表面抚摸，使得一些作品内质匮乏、气象涣散、萎靡不振、急躁浮漂，从而也使得原生态散文这一主张和理念没有很好地得到张扬和实践。原生态散文是回到散文应有的“道”：即艺术与现实生活、与精神品质、与人间烟火、与文化传统、与众生关怀的联系，并不排斥散文中的形式扩张、想象力和实验性等一切新元素。散文原生态是针对新散文实验隔离自我，独标个己，局限封闭等等弊端而提出来的，不是一个散文流派，是一个清晰的，有力的散文写作主张。可惜的是，很多人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散文原生态”，导致了认知的贫乏和浅薄。在目前，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是：聚合所有认同并倾向、热心这一主张的清醒的写作者，从新散文营垒当中勇敢逃跑和自觉疏离，以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创造，书写和创造与众不同的散文文本。
4、遮蔽的显露
在当下这个高度物化、欲望蒸腾、功利第一的年代，科技的发展和人文思想的更迭，学科的进一步细化和内心的复杂脆弱，如果还抱着小农意识和封建思想去进行散文写作，以千篇一律的抒情和矫情为主要策略，以赞美和讴歌为能事，不具备现代意识和人文精神，不从时代本质出发，不从个体的体验和生命乃至生存本身出发，那么，散文写作仍旧是全无出路的，写的再多，也难以与古代乃至五四时期的散文相提并论，充其量不过是“复述”“复制”而已。
2007年，散文的总体气象是沉稳的，稍微的萎靡之中但仍旧有着激越的声调。以画名世的黄永玉、韩美林等都拿出了与往年毫不逊色的散文作品。陈忠实、林非、吴克敬、宗璞等老作家，韩少功（《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载《天涯》07年第1期）、蒋子丹（《大自然的神性》载《人民文学》07年7期）、张承志（《聋子的耳朵》）、张炜（《书院的思与在》）、王充闾（《守护者灵魂上路》载《十月》07年3期），以及冯秋子（《荒原》载《美文》07年1期）、张立勤（《青岩内部》）、筱敏（《以神圣的名义》载《海燕》07年9期）、申霞艳（《他看见了生活》载《山花》07年9期）、刘齐（《想起饶阳河》载《福建文学》07年8期）、朱以撒（《迷离》载《清明》07年5期）、周晓枫（《琥珀》载《人民文学》07年3期）等实力派作家、批评家、散文家都有不俗的表现。
更为年轻一代的散文作家如张宏杰（在《当代》的长篇历史散文专栏）、夏榆（《在天之上，地之下》载《天涯》07年5期）、耿立（《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载《散文海外版》2007年3期）、黄海（《片章》载《青年文学》07年3期）、江少宾（《地母》载《散文海外版》07年1期》）、谢宗玉（《最初的那一场感情》载《散文•海外版》07年1期）、铁穆尔（《在库库淖尔以北》载《西湖》07年7期）、傅菲（《米语》载《人民文学》07年4期）、朝潮《坐在别人的下午里》（《青春》07年5期）、阿贝尔（《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地理、动物与人》载《大家》07年3期）、沈苇（《胡杨的挽歌与节日》07年5期）、李登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二题）》）、江南梅（《俗世人潮》载《美文》07年8期）、朱朝敏（《起于乔木》载《百花洲》07年3期）、周伟（《风垛口的老屋》载《百花洲》07年3期）、王十月（《声音》载《黄河文学》07年7期）、吴昕孺（《日常生活的诗意》载《岁月》07年9期）、王必昆（《乡村暗疾》载《边疆文学》07年7期）、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载《人民文学》07年1期）、熊育群（《神秘而日常的事物》载《散文》07年7期）、朱寒汛（《湘西行》载《人民文学》07年7期）、崔东汇（《天堂的距离》载《散文》07年3期）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贴近现实，且有着较高艺术追求的散文佳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涯》杂志从2006年设立的“散文新锐榜”，至今已推出阿贝尔、杨献平、傅菲、江子、文河、梦天岚、杜辉等多位散文新锐，在散文界引起关注。与众不同的是，这个栏目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信服力和严肃性，对推举新人、推动散文写作发展、倡导独立严肃的艺术创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再者，一些重要散文集的问世，使得许多被遮蔽了的散文作家及其作品浮出水面，如徐迅《半堵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老湖《草木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江子《在谶语练习击球》等和杨献平、张利文等人编选的《散文中国，200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尘世的味道：散文新锐十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等先后出版，虽然没有太多的声响，但对于2007年的中国散文来说，无益是一个推进和加强。
就实力而言，这些作家作品与当红的散文作家作品相比，毫不逊色，但由于种种原因或者作家心性，没有引起业内足够的重视，推介更是寥寥。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被遮蔽的嫌疑。例如徐迅的“皖河，皖河”、“写在虫子的边上”和“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系列，是一种秉承了大地精神的原生态散文写作，较之当下散文的浮躁和虚饰，徐迅的散文写作是扎实的和有根的，呈现出安静若虚、大巧若拙的艺术气象。此外，谢宗玉、朝潮、马叙、黄海、江少宾和朱朝敏、桑麻、崔东汇、张利文等人的散文写作也都站在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需要进一步的发现和更为广泛的认可。
5、停顿，调整，抑或新的生机
文学是接力的事业，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涌现是必然的，消失和隐没也是必然的，推举新人是一种美德，也是功德。故而，散文界不应当有门户的壁垒和偏见，更不应厚此薄彼，而应当以真诚之心、有力之言，乃至切实的举措和行动，促进新人的成长和出头，以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相溶共存、相互举荐的散文氛围。
2007年，散文的总体感觉是沉稳的，其中有停顿的迹象，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原因外，还涉及到文化大环境的问题。当媒体都在为生存而焦虑而向企业频送秋波的时候，媚俗甚或贴近时尚是必然的选择。作为写作者，我们要戒除和改掉的是：减少对主流文学刊物的依赖性，主流文学刊物倡导的和发表最多的作品风格，往往对写作者起到了引诱的作用。大家都想着发表，在重要的杂志占有一席之地，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向其靠拢，进而成为一种信息性和方向性依赖，这对写作者而言，利弊相当。在目前这个浮躁的、以时尚和虚饰、混乱的现实体验为成功契机和标示的时代，真正的写作者要对此抱有警惕。
也就是说，每一个写作者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同时，学会坚守，这种坚守必须建立在对艺术传统及其本质的深刻把握上，不妄自菲薄，不随波逐流。2007年的中国散文，大抵是沉思的，从在停顿当中左顾右盼，思前想后，审视自己也审视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写作者就是要不断地反省和审视自己，纠正和推翻自己，再建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其中，还有一些因素是：如何保持清醒的认识，对大家褒扬的，一再推崇的作家及其作品要保持足够的戒心。这个戒心不是拒绝，更不是贬低，而是要有自己的鉴赏力和鉴别力。在2007年，真正叫人耳目一新，心悦诚服的散文作品微乎其微，宏大历史解读之中有非散文的因素，性情写作当中包含了太多的虚饰和矫情，现场写作成为一种身份炫耀，个人体验进入了幽闭的冷宫，底层写作只是陈述和感叹。
还有一个致命的病症是：写作者的思想资源和题材资源太过匮乏，老是在乡村、城市、工厂、坊间、影视、书籍之间徘徊，不注重对新题材的开掘和发现，导致了散文写作的雷同性、复述性和同化现象。如工厂题材的散文被行家看好，便冒出来一大堆工厂散文，历史文化的另类解读卖得不错，便纷纷钻进故纸堆。这是极为糟糕的，作为写作者，定力不够，或者急于出名的心态太过迫切，是对写作者自身的一种伤害。
由此，我觉得，散文写作者还是要回到自己的那个特定的“场”，必须立足于沉实的大地和茂盛的人间；必须从自我出发，与更多的他们和它们发生情感的和艺术的联系；必须从艺术出发，以激情和才情，激发更多更为丰沛、激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沙漠烽燧一样的定力和傲骨，进行自我的，与众不同的和卓有成效的散文写作。
原载《文艺报》200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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