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鸿
一
公元405年，平凡的年度，发生了一些平凡的事情。
这一年，一个年号义熙的皇帝登上了皇位，一个名叫刘毅的将军驰骋天下，一个法号鸠摩罗什的和尚在埋头翻译《大智度论》，不能完全确定的是，一个被后世称为“画祖”的画家顾恺之，也在这一年去世。这一年的十月，或者十一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秋天，一个做了八十几天彭泽县令的诗人陶渊明，终于走出多年的困扰，下定出逃的决心——他要回归田园了。
田园，这个充满诗意、令人陶醉的词汇，不但在乱象丛生的魏晋时代，即便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很多人心中散发着温暖的意味。这其实是一个有关文明的超级悖论。在文明的带领下，人们满腔热情地逃离乡野，远离故土，又不断在远方的星空下仰望，满含热泪地怀念土地。广袤的田园，日红月白，山影雄浑，草木自在生长，泥土芬芳，柴扉虚掩，鸡犬相闻，炊烟缭绕……这一切，都像一个巨大的消化器，纾解着心头的焦虑和忧郁，阻隔着世界的喧嚣和吵嚷，阻隔着奔走的仓皇，为灵魂提供栖息之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诗人陶渊明这样深情地描绘他的田园。
在他的诗里，桃李、桑柳、炊烟，鸡鸣、狗叫，都是有灵魂的，或者说，都是可以叫醒灵魂的。这些朴素的村庄意象，经过诗心酝酿，转化成蕴藉的磁石，吸引着被尘俗遮蔽的人心。身在田园，生命沉浸在静谧闲逸中，那些毫无意义的忙碌，皮笑肉不笑的折腰逢迎，是那样荒诞，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的乡间劳作，却是如此惬意；“时复虚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乡风，又是如此亲切而温馨。
当然，这可能只是事情的表象，作为出逃事件当事人的陶渊明，可能有着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深层领悟，在浩淼的宇宙时空中，短暂的生命那么卑微和无奈，对于人生来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诗人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人常自称为万物之灵，其实还不如草木能循着自然常理生灭不息，总要假想出一些意义和价值，为虚幻的事物耗尽心力，到头来痛惜精神的荒芜。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回去吧！田园都快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呢？陶渊明在返乡路上发出的这一声喟叹，像是一头困兽回归自然的长啸，又像是一只出笼鸷鸟的长鸣。貌似在于牵挂家里的田园，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归去的最大动力，不是荒芜的田园，而是荒芜的心灵。田园是生命的根，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精神的枯萎。
二
很多迹象表明，陶渊明的出逃是自愿的，也是成功的，绝响式的。比如传世的诗歌，身后的嘉许和推崇，还有他的安然老去。
翻阅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许多身陷尘网、却又向往田园纵情山水的身影，感知到无数心怀宁静闲逸梦想的灵魂。“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王维曾经这样感慨；“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曾经这样自喻；“挥指五弦”、“目送归鸿”，嵇康这样自况。“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陆游如此畅想。但是，像陶渊明这样安贫乐贱，固守寒庐，寄意田园，从容走近苍茫的自然与林泉，并将自己织进阡陌和农事的，的确不多。在庄子那里，我们只看到了恣意的想象，没有看到可爱的乡村。在嵇康那里，我们看到了内心的愤懑，没有看到真正的远离。在王维那里，我们只看到田园的诗意和出世的意愿，却没有看到实际的行动。更多的人，是披着一身的疲惫，在尘世的扑腾和美好的情怀中左右挣扎。
只有陶渊明，似乎真正领悟了亘古以来就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课题，打通了哲思与自然的神秘通道，并在心中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自由王国。他躬耕自资，身体力行，参加劳动，不以与泥土为伍而轻贱众生；他深入民众，贴近草根生活，赋予古朴乡村以真正的诗意；他真诚地践行着劳动与闲逸相结合的生存方式，而且近乎完美地表达了这一生存方式。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决绝的转身，诗意的回归和返乡，才能在历史长河中获得某种行为范式的效果，被后世误入迷途的人们艳羡不已，却又难以模仿。就连天资极高的苏东坡，经历宦海沉浮，忙碌颠簸日久，方才彻悟生命的真谛，决计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作个闲人。
今天，当物欲遮蔽心灵世界，乡村田园纷纷陷落城镇之口之际，我们再来探视陶渊明的文学世界，讨论陶渊明的隐逸和出逃，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学传统，并不是呼吁向农耕经济倒退，刻意揭露工业文明的丑陋，而是进行某种类似于招魂的精神仪式，为过于物质化、功利化的现代社会，为饱受攻掠、濒临崩溃的大自然，也为这个精神生活日益颓败低俗的时代，召回一个率真、素朴、清洁的灵魂。
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注定是人类的先知。只有这样的诗人，才可能把陷入历史迷误的大地转换成诗意的大地。陶渊明，就是这样的诗人。他以饱满而清新的田园诗情，以逃出樊笼奔向田野的孤独背影，在历史的层层迷雾中，向世人指引通向生命本真与本源的道路：“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
然而，出逃是艰难的，回归与返乡意味着放弃的勇气。当我们捧读《归去来辞》，那种人到中年、误入歧途的仓皇心境，令人惊心。这些心境，说到底，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反思。反思，尤其是带着否定的反思，是痛苦的，也是需要勇气的。“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对自我的否定与放弃，痛彻心扉。在这种情境下，再去理解所谓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我们所触碰到的，其实是隐隐的生存困惑与心灵纠缠。
三
自幼“少怀高尚，颖脱不羁”的陶渊明，尽管家道衰微，父亲早亡，但所幸的是，他有一个好外公。外公不但是一代名士，而且家中藏书丰富。这似乎为陶渊明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年幼的陶渊明，可能因此而获得了不同常人的心灵滋养，“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六经的滋养，孕育了陶渊明少年时期“猛志逸四海”的抱负，“抚剑独行游”的豪情，也培育了他“性本爱丘山”的志趣，“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自适。从二十九岁为家境所迫进入官场，先后五次仕而隐，隐而仕的经历，最终促成了他的毅然回归。
这种心理的转折与变化，与喧嚣的时代有关，与沉静的心灵有关，与悠久的耕读传统有关。试想，当一个人从小在乡村的夕阳下，伴着牛舌卷过青草的声音，捧读古籍，心灵需要何等的沉浸；当微风送着炊烟，撞击一个富有诗意的心灵，会生出怎样的遐想。身心融入恬静的大自然，精神光华遍布整个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是无拘无束无比自由的，生命像一方清澈见底的水洼。
可惜的是，当陶渊明走出浸染身心已久的田园与丘山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为江州祭酒,到入桓玄幕府;从任刘裕参军,到改任刘敬宣参军.再到任彭泽令.十三年中，生命开始出现另外一种景象，世界也露出另一副面目。向往本真与闲逸的他，无奈地发现，“一去十三年，误落尘网中”。后世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假使陶渊明听到这句话，定会引以为知己。对他而言，田园之外的世界的确不令人着迷，充满了太多虚伪、约束，被量化的日常生活，生命的光鲜无处存放，所以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所领略最多的意象就是“樊笼“、”尘网”。
或许是历史有着某种重合，又或许是人性有着某种共振，一千多年后，陶渊明所说的“樊笼”、”尘网”，在法国思想家福柯那里，被描述为现代社会制度的范本，命名为“规训社会”，福柯为我们揭示了一种真相：人一经踏入社会这条翻滚的河流，就注定要被生活规训，被无休止地编制进社会秩序中。久而久之，失去本真，漠视自然，遗忘存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深感“现代人碌碌在世，却陷入一种万劫不复的沉沦之中”，因而终身致力于寻找一条“回家”之路，这种回家，也就是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
也有人拿陶渊明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相比。伊壁鸠鲁主张顺从自然，回归简朴清贫的田园生活。他说，“贤人应当喜爱田园生活”，“最大的幸福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这种主张背后所彰显的对于精神和谐的渴望，与陶渊明是一致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后世的诗人和哲学家中，许多人都信奉这种回归诗学、回归哲学，从诺瓦利斯、荷尔德林，到哈代、梭罗、惠特曼、泰戈尔，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回归乡土、回归自然、回归传统。
《约翰福音》说，我曾经眼瞎，现在我重见光明。以此审视陶渊明的回归与返乡，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那就是，物质越是发达，我们就越需要保持对精神的敬畏，时刻警惕不以心为形役，追求内心的光明，不让精神流浪。现代“怀乡病”的兴盛，也充分印证了都市生活给予人的心灵盲目。海子的诗歌唱到，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在乡村，在田园，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不断泛起，我们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得到慰藉，那里，有母亲、有大地、有明月、有炊烟袅袅……
公众号：pcren_cn（长按复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