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教授谈:我们如何选择中国学生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康毅滨先生,负责该系在中国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扭曲给学生带来的困扰。

 

  “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康毅滨认为。

 

  什么样的学生被淘汰?

 

  该系每年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系里给我的“中国额度”是4个,而我收到的申请有七八十份,只有4%左右的“成功率”。每个“申请包”主要有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

 

  真实鲜活的“陈述”是怎样的?有个学生是这么写的: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生物。他申请转了系,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又没有基础,读得有些吃力,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他的“陈述”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人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第一轮筛选,我会从80份申请材料中挑出10~15名的“候选人”。

 

  2月初开始电话面试。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语能力、科研经历、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一些背景状况。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15分钟用中文。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还是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看作一个“考试”,而不是一个“对话”,所以有些人会很紧张。我们要挑选的,是真的热爱科学、而且诚实的人。去年,我几乎是在申请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才收到了一个学生的材料,条件很好,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老老实实告诉我,虽然他很早就进实验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是很不顺利。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我能感受到他的认真、诚实、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分数不重要?

 

  分数很重要,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我认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相差并不太远。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我们系录取过一个河南的学生,家在农村,在电话和电邮里,我感觉到她为人谦和,没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扬。

 

  进入普林斯顿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

 

  中国教育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狭隘的竞争意识,有些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后,心太急,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而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急于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头丧气。

 

  中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竞争的理解会很狭隘,认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胜利,把别人压下去就是成功。在美国,成绩是一个人的隐私,不会公布出来,分数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提倡团队的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竞争意识过强,就会缺乏团队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和他人关系的紧张。

 

  多数美国学生比较有“公共意识”。实验室的垃圾,通常他们处理得比较多。生物系有许多做后勤工作的员工,包括老鼠房负责日常喂养的工人、运送实验用品的搬运工和收发员、打扫实验室的清洁工等。每年到了圣诞节,我所在实验室的美国学生会一起凑份子,每人出个五块十块,买个小礼物送给那些工人,以表示对他们平时工作的感激。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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