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响铃_经典散文_.

乡村响铃
■江少宾

        时间：二0一二年五月六日，一个寻常的周末。
        地点：江西，宜春，市区八十余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
        事件：李细秀老人的五个孙子，在池塘里溺亡。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六岁。
        背景：村里没有一个能下水救人的年轻人。
        ——题记
       
一、李巧梅
       
        我一直记得那个九月，那个捧着我的手机久久不放，在操场上嚎啕大哭的孩子。
        她已经八岁了，离九岁还差一个月。然而这个孩子，一年只能和爸爸妈妈见一次面，每一次见面，时间都不超过十天。在那一年只有一次的十天里，爸爸妈妈寸步不离地带着弟弟，喂弟弟吃饭，和弟弟一起睡觉，她只能悄悄地呆在锅台边上，帮奶奶烧锅、续柴火。她甚至为此生弟弟的气，爸爸妈妈走后，她故意很长时间不理弟弟，弟弟要是凑上来，她必是凶巴巴的。弟弟比她小四岁，她上学的时候，弟弟留给奶奶；她放学回来，就要带着弟弟……在西堤教学点的一棵皂角树下，她吞吞吐吐地说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和年迈的奶奶，辞不达意地描述着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她已经上二年级了，但她居然不知道父母在哪一座城市，也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具体做些什么事，更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描述不了父母的样子……她唯一能肯定的是，正月初四那天，妈妈特意赶到县城，和小姨娘一起烫了一次头发。爸爸呢？爸爸喜欢抽烟，“哈德门”的，春节的时候，爸爸在家里打麻将，她在村头的小卖部里帮爸爸买过这种牌子。在我们的追问里，她无法再进行更多的描述，晶亮的泪花像一颗黎明前的露珠，挂在长长的睫毛上。
        要不要给妈妈打个电话？她是想的，但她根本就不知道妈妈的电话号码。爸爸妈妈偶尔也给奶奶打一个电话，但她和弟弟从来没有单独接听过，一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他们就把电话递给奶奶，让奶奶汇报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对于姐弟俩来说，电话里的爸爸和妈妈完全是个陌生人，他们羞于开口，也无话可说。除此之外，爸爸妈妈和家里最重要的联系，就是每隔两个月，会寄来一张数目不等的汇款单。那是奶奶的节日，奶奶会颤巍巍地走到村委会，送上自己的身份证，请村里的干部帮忙领取。
        第二天，奶奶会给姐弟俩烧一盘米粉肉，或者买一条鱼，炖一锅香气扑鼻的嫩豆腐。
        她的家，离西堤教学点足有十五六里，其中有一半的山路需要步行，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奶奶会把她送上可以搭车的机耕路，寒来暑往，风雨无阻。那是一条艰难的求学路——雨季来临的时候，山洪暴发，原本就很逼仄的山路全消失了，奶奶只能背着她，胆战心惊地挪移，小心翼翼地试探。二0一一年那个冬天的下午，大雪封山，奶奶独自顶风冒雪，守在雪地上接她回家。那一趟回家路，她和奶奶走了三个小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弟弟还站在雪地里，浑身冰凉，早已哭哑了嗓子。邻居们的劝慰无济于事，他坚持认为，奶奶已经抛弃了自己。
        她，并不是教学点里离家最远的学生。西堤教学点只有六个学生，四个学生上一年级，两个学生上二年级。全都是留守在家、常年见不到父母的孩子。只有一个老师，余卫国，五十六岁了，一个人教语文，也教数学。按照规定，教学点还应该开设英语和美术，但这两门课程，余老师都力不从心。早些年，教学点里的学生还有四五十人，老师最多的时候，也有四个，但教学点太过偏僻，交通不便，离最近的小镇也有五十多里。最后，只有余老师一个人坚持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准备干到退休么？那肯定到退休。余老师的身体早年就出了问题，他有严重的胃病，低血糖，课间时常眩晕。
        一个和父母们外出打工相伴而生的现象是，这几年，来教学点上学的适龄儿童大为减少。有些适龄儿童随父母就读于外地的民工子弟小学，有的则举家迁到山外，就近入学。但只要还有一个学生，西堤教学点就无法关门。余老师和我一样无奈，我们都知道，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对于这些散养在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公。这些在教学点里求学的孩子，已经彻底地输在起跑线上，有些孩子，其实已经提前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对于留守在家的老人们来说，孩子只是需要一个能够管住他的人，需要一个教他认字的先生，至于学习成绩，老人们大多不太关心。
        余老师发明了一套新的教学方式，一天只上三堂课——上午语文，中午体育，下午数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另外一个年级的学生就在教室外面自娱自乐。中午之后的体育课常年只有三项内容：踢毽子，跳绳，老鹰捉小鸡。孩子们自己踢毽子或跳绳，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余老师偶尔也会参与其中。看得出来，孩子们都很喜欢余老师，只要一下课，他们就缠在余老师的周围，相互追逐着，打打闹闹。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认真地对我说，他不是老师……我很诧异，那他是谁啊？他是我爸爸！我恍然大悟，原来她是余老师自己的孩子。不是！爸爸经常抱我……余老师站在小女孩的身后，“爸爸”一样慈爱地笑着，已经不像一位老师。
        那个小女孩，当年只有五岁半。父母都在浙江打工，因为躲避计划生育，三年了，始终没有回来一次。
       
        那个想打电话的孩子，叫李巧梅。感谢余老师！他保存着每一个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一项硬性规定，我更愿意相信，余老师这是以防万一。教学点坐落于大山深处，四周青山环绕，绿水长流，余老师亲眼见过旁若无人的野猪和闲庭信步的獾子。这座茂竹秀林的青山，已经被外出谋生的人们给忘了，现在的青山，已经成了野生动物和鸟类的天堂。我不知道青山还要被遗忘多久，但在那个九月的清凉的下午，我深长地感谢着这样的遗忘。
        我拨通了李巧梅妈妈的电话，第一遍无人接听，第二遍无人接听，第三遍的时候电话终于通了，听筒里一片嘈杂。我不得不提高自己的音量，我说李巧梅想你了，她想和你说说话。我按下扩音器，电话里一阵短暂的沉默。李巧梅理了理零乱的刘海，羞涩地笑着，双手接过我的手机。
        巧梅，你说话啊？
        巧梅双手捧着我的手机，她开始抽泣，但没有说话。
        你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我挂了啊，这会我好忙！
        妈妈——
        电话已经挂了——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妈妈”、忙于生计的“妈妈”，有没有听见女儿的叫喊？我估计她没有听见，电话那头，机器轰鸣人声嘈杂，她又急切着，分秒必争，仿佛和女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说。其实，就算是听见了，又能怎么样呢？她依然会挂断电话。对于李巧梅来说，妈妈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了，而是一个温暖的称谓，一种空落落的念想。
        李巧梅的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双手依然捧着我的手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余老师也是，他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嗫嚅着，踢着一块又一块石子。
        她慢慢地蹲了下来，嚎啕大哭。余老师递给我一支烟，又给我点上了火。在一个孩子孤孤单单的痛哭声里，我们分列两边，在操场上，茫然地站着。
       
        二、残年如水
       
        下午五点，教学点就放学了。这是夏季和秋季的放学时间，冬天的放学时间，是下午四点。学生们的家都很远，最远的一个学生，如果步行回家，大约需要两个小时。余老师知道，对于孩子们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学习，只能退而求其次。下雪和山洪暴发的日子，余老师会亲自护送六个学生，将他们一个个安全地交给留守在家的老人。
        放学的时候，我和余老师带上李巧梅，去看她的奶奶。一开始，李巧梅的心理有些抵触，她似乎还没有从“妈妈”的电话里回过神来。余老师将李巧梅单独拉到教室里，一刻钟之后，李巧梅终于坐上了我们的采访车，她羞涩地笑着，还低低地叫了我一声“江记者”。一路上，李巧梅始终没有开口说话，车速过快的时候，她会紧紧地抓着车窗上面的把手。那是一条逼仄的机耕路，如果两车狭路相逢，两辆车子都将动弹不了。所幸一路上并无其他的车辆，半个小时之后，车子就驶进了一座山坳。九月的青山依旧滴翠，山坡上开满颜色奇异的野花，一些不知名的野树兀自挺立，山脚下，摇曳着一人多高的茅草。李巧梅熟练地拨开了一条山路，之后她一直走在前面，我和余老师远远地被她丢在身后。
        山路崎岖不平，其中有很长的一段，夹杂着细碎的锐利的石头。一个学期走下来，李巧梅就要换一双布鞋，李巧梅的奶奶，在这条路上摔破过膝盖、胳膊和额头。这些倒还在其次，最令余老师担心的，其实还是蛇。有一年暑假，复旦大学的十几位学生组织了一支野外科考队，请余老师做的向导，科考结果显示：青山里至少生活着七种毒蛇，数量最多的是竹叶青，其次是蝮蛇。余老师的介绍让我出了一身的冷汗，蛇是我的天敌，哪怕是见到那种无毒的水蛇，我也会噩梦三五天。这显然大出余老师的意料，他担心了起来，急忙叫住了李巧梅，反复征求我的意见。既来之，则安之。一番思虑之后，我们继续上路，这一回，余老师让我走在正中间。
        下山的时候，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扑面而来，她拄着拐杖，站在路边，四处张望。老人穿着一件水蓝色的对襟褂子，裤子是黑色的，仿佛是老布，风吹着，两条细腿像两根芝麻杆。李巧梅远远地叫了一声，老人疑惑地看着我们，半天没有反应。直到我们走到她的眼前，她才噢噢着，捉住余老师的手，咕咕噜噜的方言，我一句也没有听懂。这是省里来的，电视台的记者。余老师凑近她的耳朵，大声重复了两次，老人于是向我作揖、鞠躬。我大惊失色，上前扶住了老人，老人慌慌张张的，一只手比划着，另一只手腾出来，用袖子抹起了眼睛。
        老人只有六十七岁，但她的腰已经弯了，眼睛老花，还有些耳背。跟在老人的身后，我一次次想起天堂里的母亲，想起生我养我的牌楼小村，以及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弯腰驼背的老人。那些生活在乡下的老人，他们的晚年大多是相似的，病痛无人照料，生活孤独而困苦。他们常年累月地守着一座荒凉的村庄，守着一群缺少父爱和母爱的孩子。
        李巧梅的家，位于村口的一座桥头，走过这座石拱桥，就是村民们原本赖以生存的田地，然而现如今，它们和小村一起荒凉着，零星的绿色在田地间起伏，田埂上挤满了葳蕤的杂草，难以穿行。
        三间砖瓦房，是去年才盖的，屋顶上铺着琉璃，外墙砌着杂石和水泥。远远的，一群孩子围在一棵银杏树下，他们在玩弹子（我的童年，也有这种古老的游戏），男孩子大都裸着上身，其中就有李巧梅的弟弟。李巧梅叫了一声，“小顺子”，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站了起来，他乖乖地跟着姐姐，裸露的上身披满金色的余晖，显得非常安静。
        屋子里的陈设非常简陋，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唯一的电器是一台黑白电视机，摆在堂屋中间的案几上，灰尘积了五六寸。一百根电线飞檐走壁，像一条条风干的蛇皮。屋后搭了一间披厦，李巧梅已经在其间生火，乖巧地准备着晚饭。小顺子安静地坐在门槛上，一言不发，递给我们一个瘦弱的后背。老人佝着腰，出出进进地，一会摸出一小袋黑木耳，一会又掏出两只鸡蛋。我和余老师在堂屋里闲聊，玩弹子的孩子们渐渐散了，有四个孩子留了下来，他们和小顺子悄悄地嘀咕着，偶尔会爆出一阵不明所以的大笑。晚饭上来的时候，奶奶拉亮了白炽灯，大约只有十五瓦，灯线从屋顶上高高地垂下来，浑身乌黑，挂满蜘蛛网和一两斤灰尘。一碗蒸鸡蛋。一碗青椒炒鸡蛋。一碗黑木耳。一小碗咸菜，上面浇着辣酱。就这些了。奶奶比划着，拳头大的脸上堆满一万道皱褶。李巧梅站在余老师的旁边，低着头，胶着手，刘海都是潮的。这个懂事的孩子，已经提前操持起了家务，只是青椒炒鸡蛋实在是太寡淡了，大约是忘了放盐。但我和余老师依旧吃得津津有味，谁都没有说破。谁都不忍说破。小顺子只吃蒸鸡蛋，奶奶将蒸鸡蛋舀到碗里，将米饭拌成了糊状。小顺子依旧呆在门槛上，他始终不肯进来，奶奶只好坐在门槛上喂他。
        他只能吃完小半碗米饭，奶奶于是接着吃，坐在门槛上，有时也会站起来，让余老师招呼我多吃一些菜。李巧梅也没有上桌，她只夹了一些黑木耳，更多的是咸菜。奶奶也是，老人几乎只吃咸菜，半小碗米饭，她先后夹了三次。老实说，那碗乌黑的咸菜我始终没有动筷子，余老师也没有动筷子，它们很可能已经坏了，散发出一股无法形容的怪味。但李巧梅和奶奶浑然不觉，她们吃得津津有味，若无其事。大约，在漫长而贫瘠的时光里，她们的胃早已历经各种锤炼，早已习惯了各种腐烂和霉变。晚饭之后，依旧是李巧梅在刷碗，奶奶终于坐上了餐桌，怀里抱着小顺子，陪余老师聊天。
        下面这段话，是余老师后来翻译给我的，我一句也不懂皖南山区的方言。
        李巧梅的父母都在重庆，爸爸是个瓦匠，妈妈应该是在一家水泥搅拌站里干些粗活，两个人隔得很远，两个人都忙，没有星期天，一个月也难得见上一次面。去年，爸爸想把弟弟带走，在重庆上幼儿园，但奶奶舍不得，妈妈也不放心，就还搁在家里。带走是迟早的事，李巧梅还留给奶奶，一来是为了让奶奶有个伴，二来，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夫妻俩的收入也负担不起。为了盖三间砖瓦房，李巧梅的爸爸还欠着四万多块钱的外债。四万多块钱，在老人的眼里是一笔天文数字。因此，奶奶虽然时常小病小痛着，但从来没有向儿子提起。在乡下，老人们大多如此，有病自己先扛着，等实在扛不动了，儿女们自然会回来收尸。村子里有个女老人，和李巧梅家沾着点亲，八十三岁了，一个人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发烧，在床上便溺。生活虽然有大伙的接济，但毕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对于一个等死的老人来说，一日三餐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尤其是那些寒凉的夜晚，老人只能孤苦地躺在黑灯瞎火里，在冰凉的绝望中，等死。老人有三个女儿，一个嫁到了歙县，另外两个虽然都嫁在隔壁的村子，但她们随丈夫一起常年在外，连春节也很少回来。两个儿子都在黑龙江打工，一年回来一次。老人显然已经不久于人世，然而五个子女，村民们都没有可靠的联系方式。
        老人死于一个寒冷的冬夜，那时候已经快过年了，尸体搁了半个多月，虽然大门紧锁，但孩子们晚上都不敢出门，一个村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一直到大年三十，两个儿子才回到了小村，当天晚上就收了尸。
        老人的去世，让留守在家的老人们冰凉彻骨，李巧梅的奶奶也时常担心着自己。然而，老人并没有抱怨，只是一味担心着自己的身体。她不愿意像那位老人一样，在孤独中悄然离世，她希望自己能够死得风风光光的，希望儿子能够替自己办一场体面的丧事。我能够理解老人的念想，丧事是做给活人看的，丧事越是风光，做儿女的越是体面。
        余老师的翻译，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小村牌楼。那些看着我长大的老人们，其实也大多在孤独中黯然离世，比如五叔，比如黑七和谷丰。谷丰是巢山小学的代课教师，去世的时候，尸体都臭了，老人们也没能联系上他在合肥工作的儿子。万般无奈之下，老人们集体凑了份子，置了一口薄棺材，料理了谷丰的后事。今年正月，给母亲上坟，谷丰的坟茔已经在风雪里坍塌，露出一口空洞。棺木已经烂了，白森森的骨头暴露在天光下面，看着非常骇人。谷丰孤独的死亡以及悲凉的身后事，彻底突破了牌楼人的底线，颠覆了牌楼人固守多年的道德伦理。在牌楼人的道德秩序里，养儿已经不能防老了，只能送老，现在，居然都送老都不能了！
        然而即便如此，老人依旧只能守在贫瘠的乡下，守着几亩薄田，荒凉的老屋，嗷嗷待哺的孩子。孩子的生活费就是老人的生活费，如果连孩子都不让你带了，那老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死。
        残年如水。李巧梅的奶奶只有六十七岁，但她有着八十七岁的老态，说着说着就打起了瞌睡。昏黄的灯光下面，小顺子已经睡着了，他的头，歪在奶奶的胸口，嘴边拖出一道长长的涎水。
       
        我还记得小顺子。这个四岁的小男孩，光着上半身，个头明显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一小截。自始至终，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话，他的安静与沉默，让我一直担忧到现在。
       
        三、猪圈里的精神生活
       
        皖南山区的天，黑得比山外早。山区的夜路非常难走，虽然余老师提前备下了手电筒，但最后余老师还是决定，陪我在李巧梅家里住一夜。
        九点钟不到，李巧梅一家三口就睡下了。村庄里几无人声，偶尔会响起一两声狗吠，一千只蚊子，在我们的身边乱飞。我和余老师都没有睡意，想在村子里走走，然而四周黑黢黢的，我甚至辨别不了东南西北。余老师到底是当地人，胆子也大些，他打着手电筒在前面带路，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终于适应了黑暗，我才发现银河满天，无数星斗挂在树梢上面，仿佛只要一伸手，就能够采摘。山区昼夜温差大，这时候大地已经凉了，夜色如水，浮游在村庄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面前忽然站起一座楼房，上下都是暗的，厚重的铁门上，挂着一串长长的铁链子。光柱下的铁链子像一株水草，闪烁着寒凉的色泽。余老师的手电筒没能叫醒房子，却唤醒了一只狗，狗从黑暗里冲出来，摇着尾巴，朝我们发出一阵沉闷的怒吼。我们吵醒了它的睡眠，它在夜里从来没有被吵醒过，因此出离愤怒。“哪个”，“哪个”，一个老人的声音从黑暗中突然传出，倒吓住了我和余老师。余老师的手电筒一阵乱晃，终于照见了一个矮小的老人，右手拎着一把菜刀，左手搭在眼眶上面，几乎光着身子。我和余老师这才发现，楼房的旁边还有一间低矮的小房子，老人就站在房子前面，睡眼惺忪，不明所以。余老师已经认出了老人，他用方言招呼了一声，老人这才醒了过来，他转身丢下菜刀，又麻利地套上了裤子。
        老人的孙子和孙女，曾经都是余老师的学生。前年夏天，大孙子到学校里填高考志愿，填完志愿之后，淹死在城郊的一口池塘里。五年前，一条高速公路通达县城，连接合铜黄（合肥、铜陵、黄山），池塘正是修路留下的后患——道路竣工之后，施工队就撤走了，没有人处理那口池塘，周边没有一个警示牌，更没有栅栏——那是一口吃人的池塘，每年夏天，都会夺走几条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家长们向上级反映过无数次，但那口深不见底的池塘依旧年年在吃人。高速公路是当地的一项重点工程，对于每年被池塘吞噬的几条无辜的生命，当地政府集体残疾，成了聋子和哑巴。
        因为孙子的溺亡，老人得罪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儿子不仅拒绝赡养，还将老人撵进了猪圈，没有他的首肯，老人绝不能踏进他的房子。面对儿子的无情，老人选择了忍气吞声，他接受了儿子施予的惩罚，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地了却自己的残生。老人因此成了村子里唯一完全依靠田地生活的人，他独自经营着四口人的田地，春种秋收，自食其力。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尽管老人当时已经七十一岁了。在我的小村，还有七十八岁依旧在做田的老人，他也只有做田，才能勉强维持最起码的生存——老伴常年瘫痪在床，一个儿子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另外一个儿子，举家迁往五十里外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盛产棺木，老人的儿子就忙着这种死人的生意，他终于把自己的下一代忙成了城镇户口，终于将荒凉的村子远远地抛弃在脑后。对于这群既没有医保又没有退休工资的老人们来说，温饱始终是第一位的，病痛，在更多的时候，其实意味着解脱。
        低矮的猪圈，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四周的砖块都没有修饰，一块接一块粗暴地垒着，缝隙处的水泥砂浆有些已经脱落。唯一的装饰是一幅招贴画，上面只有一个十字架。我将信将疑地看着余老师，余老师和我一样疑惑。他指着招贴画，和老人咕咕噜噜地交谈着。这时候的老人竟然有些羞涩，他背对着我，声音矮了下去，不时爆出一两粒古怪的笑。
        这一回，不用余老师翻译，我也能够肯定了，这个被儿子撵进猪圈里的老人，信仰基督教（拿老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信“主”）。“十字架”就对着老人的床头，我相信，每晚入睡前，老人必熄灭唯一的灯盏，必双手合十，必祷告。猪圈里逼仄而低矮，一张床，一张板凳，此外就是锅碗瓢盆。其他的生活物件，再也没有了，祷告，必是老人唯一的精神寄托。
        乡下，许多老人都信了主，比如我的五婶。五叔过世之后，堂哥就出去打工了，然后是堂嫂，再然后是侄儿小龙，空荡荡的房子里，只留下了五婶一个人。我不知道五婶是什么时候信的主，我知道的时候，五婶已经非常虔诚。每到星期天，五婶都会步行十几里，到镇上的小教堂去做礼拜。五婶的糖尿病非常严重，但她很少吃药，更不打针，她只是坚持祷告，并且风雨无阻，并且一直步行。信主，解决不了任何病痛。我曾经劝过五婶，该吃药的时候还是要吃药，该打针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打针，但五婶却大不以为然，她轻蔑地说，你不懂！
        我确实不懂。我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但我相信。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五婶的信仰，肯定无关灵魂。那是乡村的一种变异的宗教，从功利开始，以功利结束。五婶在教会里的那些兄弟姐妹，我大多也能对号入座——有人长期饱受病痛的折磨，无钱医治；有人命运多舛，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还有人至今孑然一身，转眼老之将至……他们久居困苦的乡下，漫长的岁月，一眼望不到尽头，苍凉的余生，只能寄托于万能的主，只能在盲目的信仰里，为现世的苦难默默祈祷。去年正月，我和五婶闲聊，五婶居然谈起了自己的来生，五婶已经看见了自己的来生——一只灰色的喜鹊。在乡下，喜鹊是一种寓意吉祥的鸟，是唯一一种进村入户而不被人驱赶的动物。信主的五婶何以笃信了轮回，甚至还看见了自己的来生，并且言之凿凿？这太荒谬了！然而，面对神采飞扬的五婶，我只能装着深信不疑，并且祝福她修成正果。
        在乡下，老人们的信仰大体如此，一知半解的祷告，只为现世的病痛和困顿谋求解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字架”只是乡村的一个乌托邦，但乌托邦在着，老人们就能冲破无边的黑暗，在苍凉的祷告里，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和心灵，也能感到一丝慰藉与温暖。而这些，现实生活永远无法给予，正因为永远无法给予，从来没有给予，老人们才坚定不移地信着——“主”。
        猪圈里的乌托邦，让我涌起无限苍凉，更令我苍凉的是，老人和当年的五婶一样，居然一下子就挣脱了苦大仇深，他甚至是在手舞足蹈了，这个鼻宽唇厚、肩窄腿短的老人，突然间年轻了十岁，令我惊异万分。
        感谢主!他博爱的光辉，照亮了皖南山区的一座猪圈。在主面前，众生平等。这个生活在皖南山区一座猪圈里的老人，和我远在小村牌楼的五婶，内心获得了同样的安宁。

四、新的一天

        第二天一早，我和余老师还在做梦，李巧梅已经起来了，奶奶也已经起来了，只有小顺子还赖在床上。巧梅说，早晨天气凉快，他能睡到九点钟。
        临走的时候，我给了老人五百块钱，老人推辞再三，泪眼婆娑，差点要朝我下跪。李巧梅红着脸，拎着书包，远远地站在大门外面。小山村已经完全醒了，百鸟啁啾，鸡鸣树巅，地上堆满了各种排泄物。我和余老师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下一个落脚点，有时不得不跳起来，以免踩着一坨坨鸟粪、鸡屎和狗屎。一条黑狗突然蹿了出来，低着头，仿佛有些害羞。又一条花狗蹿了出来，摇着尾巴，讨好地拱着黑狗的屁股。几个老人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忧郁地望着杯中的茶叶，偷偷地瞟一眼狗屁股……这是那天清晨，我所见到的村庄和大地，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大地上的一座座村庄正在飞速后退，它们已经变得空空洞洞，只剩下一些冰冷的巢穴。
        在乡土中国幽深的腹地，一座座村庄正在沦陷。每个人的故乡，都无法避免。
        回到教学点的时候，时间还不到八点。孩子们已经提前到了，他们在操场上相互追逐，有一个孩子在咬窝窝头，黑色的。一间孤零零的教室，一个巴掌大的小操场，一面颜色陈旧已经破败了的国旗。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挂着一口铜钟，余老师慢慢地走到了檐下，慢慢地摇响了上课的铃声。孩子们一窝蜂地涌了过来，上课了，皖南山区的西堤教学点，余老师和孩子们，一共是七个，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五、后记
        这是一次漫长的采访，我和我的团队一起，走访了皖南山区十七个教学点，它们像大地上的一粒粒棋子，散布在泾县、绩溪县、宁国市、石台县、歙县、祁门县、黄山区和休宁县。令我欣慰的是，歙县和宁国市的一些乡镇已经建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实现寄宿制。个别“留守儿童之家”还配备了电脑室和阅览室，借助于电脑，孩子们可以和常年在外的父母视频聊天。这对孩子们来说多少是个安慰，至少，他们不至于忘掉父母亲的样子。
        是啊，我无法想象一个孩子居然能够忘记父母的样子，也无法想象一个为生计所迫的母亲，居然忍心挂断孩子的电话，她的内心深处，究竟郁积着怎样的疼痛和苦难？它会爆发吗？我不知道。我唯一能确信的是，在他们的身后，一座座营养不良的村庄，乡村的肌理已经坍塌，正在大踏步沦陷；一个个缺少关爱的孩子，正背负着难以释放的心理负担，他们将终其一生，摆脱不健康的心理阴影，并在老人无原则的溺爱和放纵中，慢慢长大；还有那些晚景凄凉的老人，他们正和村庄一起沦陷，在大地上慢慢消亡。
        我还可以确信的是，李细秀老人遭遇的悲剧，在乡土中国并不是个案。无数老人在大地上呜咽，无数夭折的孩子，沉睡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然而，谁是下一个呢？我长久地怔在窗前，周遭众声喧哗。
       
        2012年9月16日—10月7日，风景苑
       
【刊《西部 新文学》2013年第1期；栏目主持：赵荔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