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新观察之李颖篇
刘军
本期散文新观察栏目,迎来了湖南70后女性散文作者李颖的作品《虚幻的鱼骨》,与刊于2015年《散文》海外版的《父亲的三个可疑身份》一道，组成了隶属家族叙事的姊妹篇。散文领域内，家族叙事构成了亲情叙事的主干部分，社会交往处于相对封闭的时期，两者通常可以互换，而越来越趋于信息开放性的今天，亲情叙事有了更多的延伸，其外延亦不断增扩。就普遍性而言，我们所熟知的家族叙事类散文作品，大约集中于两个路数，或者在短小的篇幅内融入宏大的叙事诉求，以应和“正义”、“良善”、“家国”、“革命”等主体性要求；或者缘情而发，步入浓烈的情感火焰之中。前者的问题在于群体意识对个体的覆盖与改造，后者的问题在于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心理趋向遮蔽了文学的幽微之处。近些年来，随着叙事的转向以及个体意识的喷薄，一种新型的家族叙事或者亲情叙事萌发于枝头。这种新型叙事作品往往具备如下特点：基于个人记忆（尤其是伤痛记忆）的小叙事，真实以至于“残酷”的细节，在场性，人性幽微复杂的洞见与再现。因为拥有对个体私生活无比强大的穿透力，使得这一类型的散文迅速赢取了读者的青睐，也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作为他者的窥视欲望与好奇心。
李颖的这一姊妹篇即可归类于上述所言的新型家族叙事的作品。而《虚幻的鱼骨》与同类作品相比较的话，更突出了自我疗伤的功能。写作作为一种自我疗伤或者自我治愈的精神生活方式，近些年来，集中见于众多作家的言辞之中，比如麦家、王小妮等人，余华甚至呼喊出“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这样的霹雳之语。写作作为一种有效的自我治疗，这不是一个今天才突然衍生的功能，而是一个自写作发生以来就具备的基本功能。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上古时期，诗歌在巫术般的祭仪中唱出，语言的驱魔力量是明显的，它对于个体与群体的身心治疗作用也是第一位的。随着社会历史的进展，,这种功能其实一直没有消失过。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一直作为汉语文学的注脚而存在，即使是在高度一体化的文革时期，依然有地下写作的存在。近些年来，自我治疗功能的凸显与桑内特所言的公共生活衰落，当代文化成为自恋主义温床密切相关，尤为关键的是，社会转型期心理问题和意义问题丛生，其迫切性使得拯救自己的精神困境成为文学写作的第一要务。
这篇散文中，“妹妹”从其出生开始，就成为家庭内部不和谐的符号，在“和美”的集体观念之下，她如病菌一般存在，使得不同的亲情关系生锈。而作为姐姐，作为叙事主体的我，不自觉地加入到规训一方的阵营之中。只到多年之后，随同母亲、弟弟亲赴妹妹远嫁所在的偏僻山村，通过真实的情景和他人对话，方重新认识到作为个体的妹妹的挣脱和抗争的因由所在。在此基础上，不仅达成了“妹妹”与家族之间的和解，理解了“北京”、成语偏好、叛逆之于妹妹的一体性，更重要的是，透过“妹妹”的成长史，触摸到作为人的存在尺度和生存尊严。当然，在叙述层面，作者的笔法圆熟老练，细节处加减得当，无疑也增进了文本的感染力。
刘军 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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