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景不如听景
陶然亭在海内外名气都不小。中国四大名亭里的老二。老大是醉翁亭，在滁州；欧阳修《醉翁亭记》，炒的；老三是爱晚亭，长沙；“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亭以诗扬名。老四湖心亭，杭州西湖，占了位置的便宜。陶然亭名气的由来，复杂，一言难尽。
陶然亭公园主体是陶然亭。公园北门是正门，门前的街命名陶然亭路。进门偏东，正南，有桥，名“榭湖”；过桥，直走，过土山；或绕着走，顺湖边。南头，一座高台。台上有庙。庙门上石刻横额“古刹慈悲禅林”；慈悲庵或慈悲院，就是这儿。院里西屋，就是陶然亭。曾是茶馆，庙随便进。翻建后，要四块钱门票，才能进去。陶然亭的大名，传古今，扬四海。名气大，可看景不如听景。听景，值得看！也许是广告，商业广告，古有明训：“老王卖瓜“；可信度值得怀疑。政治广告，可信度更低。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把老百姓蒙得一愣一愣的。当年陶然亭，也是名大诱人智者晕。鲁迅先生1912年从绍兴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五月五日到京，十九日就到陶然亭来玩；急着看这座名亭。他住菜市口北半截，离这儿挺近。后来搬到西城，也不远。前后在京十五年，上陶然亭，只此一遭。俞平伯先生，慕名来游。在《陶然亭的雪》一文里，表示失望，说“只见拙钝的几间老屋”。名声，不一定和实际相符。在原地新修的陶然亭，当然气派，比“拙钝的几间老屋”高大壮观，与立在西岸的云绘楼、清音阁，两座皇家建筑相较，毫不逊色。民间和皇家一字并肩了。这合于人们心理：人往高处走。鲁迅有过一段话，说：“人总要往上爬。爬的人多，路只有一条。要靠推和挤；推倒，挤上前去，踩着肩膀；爬上去了”（大意如此）。陶然亭，从老百姓爬到贵族的高度了。
能有陶然亭，是江藻的功劳。他是清朝康熙时的工部郎中，被派到黑窑厂监管烧砖。当官，什么时候都差不多。人说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一天。康熙那会儿没报纸；更闲在。他看上这块地儿了。不用投标，也甭报规划局。在慈悲庵庙里盖起三间敞厅，休闲、健身，招待宾朋；多功能。起名陶然亭。姓江的盖的，也叫江亭。这是康熙三十四年的事。从三十三年，黑窑厂停止烧砖。时势造英雄，也造名胜。陶然亭成为名胜，时势使然。
清朝规定，内城满族居住。不许建会馆。从明朝开始，北京有会馆。明成祖把全国科举会考的考场，从南京搬到北京。南七北六十三省，应试的考生成千上万；都聚北京，睡觉吃饭，就是大事。四十多年前红卫兵到北京，住得可街可巷，家家借被子、送吃食。六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赶考的没红卫兵多，也不好办。会馆，解决考生食宿，各省、道州府县，在京建立会馆；民间办的，不是驻京办。都在外城。菜市口、南横街，会馆最多。三年考一回，考上的少数，有着落。考不上的多数回家，等下次开考。路途远的，光走就得半年，费钱费力费功夫。就选择在北京复读，自学，准备下次会试。这是当年北漂一族。异乡异客，寄身会馆。人同此心，心有灵犀。失意、寂寞、思乡、念亲、怀人，各样的情思。“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现今流行说法叫郁闷。要排遣，要发泄，要稀释。去花园散心，找人聊聊；到清静地儿发呆。都要有个地儿。去哪儿？
皇家园林，禁地不许进。私家园林，两眼一抹黑，不让进。有关系，也是主客，相待以礼，客客气气；郁闷加拘束，更苦。陶然亭，苇塘水潭，野花杂树；登高临远，寄兴怀人。荒坟义冢，凭吊追思；公共场所，无顾忌，不拘束。春秋佳日，风晨雨夕；这里成了互动沙龙。京城里衣食无忧的闲人，要消遣；官员们休暇，要娱乐；文人墨客要抒发。各色人等在这儿聚齐儿。饮酒赋诗，抚琴作画。“一醉一陶然”之后，踌躇满志，悠然自得。说得意的事，誇见到的景；力争叫人羡慕；叫更多人分享。陶然亭被美化夸张。
形诸文字的作品，传播开来。东西越传越少，话语越传越多。陶然亭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当然名满天下。清朝道光以后，陶然亭和相邻的龙树寺、龙泉寺，是宣南诗社的活动基地。京城名流咸集。中华民国以后，前清的遗老遗少们，梨园行的朋友们成为这里常客。陶然亭、窑台，以及这里的活动，动态；常常见诸报端，所以盛名不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看景不如听景。
城市山林
1949年到1978年，几十年间，就陶然亭这座建筑以及慈悲庵整体（文革当然要破坏文物，不算），原有的格局、风貌都保留着。大变化的，是周边景物。1952年大动工程，清挖疏浚水塘苇塘；堆山修路；种花植树；界定景区；建成公园。1954年在陶然亭对面，建了从中南海迁来的云绘楼、清音阁；清音阁西，山石掩着登楼的石级，拐角处，墙上嵌了一块石碑，刻一段文字，记录下了迁建的过程（不知保留下来没有）。同年在现在榭湖桥北，建了从西单拆来的牌楼，牌楼石头底座上也刻着说明。给后人留文字刻石，是历史传统。可惜，牌楼没留住。江青权势高涨的年月，她叫拆了。
江藻的三间敞轩南北都接出去一块。南边跟慈悲庵南房连成一体，有门通着；有茶馆时，卖座。北边三间，和敞轩（陶然亭）同大小；也卖座；门在中间；北头一间，营业部；玻璃柜台，里边摆放小磁碟盛着的糖豆瓜子，靠北墙木橱，整齐的一排排茶壶茶碗；喝茶，在这里买，水费每人五分；茶叶五分、一毛两种。也可自带茶叶，只花水钱。五分钱喝一天。一度买酒饭。中午，茶壶推到桌角；点菜、上酒、叫饭。饭后，撤去杯盘，茶壶拉回原处。请服务员唤新茶叶，接着喝。一个人抬头看景，低头看书。水热茶浓，清心明目。梳理纷乱的思绪，净化玷污的心灵；远望西山黛色，进入物我两忘的化境。身心大爽。二三至友，围桌畅谈，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清茶提神，浊酒助兴。陶然欣然，志得意满。更是难得乐事。泡茶馆后，夕阳伴着；身影陪着；轻松愉悦，乐不可支。感受得到，却无法言传：“此中有真意”。
营业部对面的南墙上挂着镶镜框的中堂，记忆里是立在山顶的一只雄鹰，两旁一副五言对联；上联忘了，下联是“华夏古江亭”。四十年没进去过，不知还在不在。这组字画西边是门，进去就是陶然亭，和老北京住房一样，后墙（东边），半截窗台，窗户上半截糊纸，能支起来；下半截糊一圈纸，当间儿一块大玻璃。前脸儿（西边）半截玻璃门扇，深褐色油漆，可打开卸下。去了门扇，“敞轩”。南北山墙就布满“文化”了。南墙小门上石刻横额：皆大欢喜（草书）；墙上横着两溜儿石刻，民国二十六年刻的，新品。靠上右半拉是张大千画的《彩云图》（线雕），说是赛金花（傅彩云）；左边是张伯英写的四个字“樊山词翰”。靠下是《彩云曲并序》，樊增祥撰并书。樊增祥，号樊山。北墙也两溜儿石刻，康熙四十三年刻的，陈货。上面的是江藻撰并书的《陶然吟并序》；下面是他哥哥江皋写的《陶然亭记》，（康熙四十六年）。石刻都拓过多次，黑糊糊的，在白墙上很显眼；字迹清晰，小，得仔细认真看，才行。没下过那功夫。民国时开明书店出过一套《开明文言读本》，收进了彩云曲的序；幼时读过。把平民住房样的敞厅，改成皇家殿堂后，是不是墙上还嵌着这些石刻。就不知道了。如果保留着，显得不合“窑性”。
慈悲庵高台下，那时有院子，包着东面。大门跟台上的庙门对着。迎门一块石刻横额：城市山林。王玉树写的（北洋时期国会议员、十一区区长）。字写得很好。这几个字，用电脑字，做了个有机玻璃牌子，挂到慈悲庵庙门的墙上了；不如没有。“曲麻菜哨水——苦捯饬”。
慈悲庵东北角，原就是土岗子，叫秋锦墩，曾有座花神庙。西面坡上是高君宇、石评梅的墓，并排方锥形汉白玉石碑。南坡并排是香塚、鹦鹉冢；坡下有赛金花、康心孚、醉郭等几座墓。迁坟以后，墓碑存放在慈悲庵台下院里好长时间。现在陶然亭南门处，原是城墙。
五十年代中期，园内有四家茶馆：云绘楼清音阁，云绘楼楼下南边一间，卖茶、零食。不用茶壶，带盖的茶缸子。茶叶好，四毛一杯，续水免费；楼上楼下，回廊，摆放桌椅。比庙里畅快；举目远望，不见西山；就不如陶然亭了。抱冰堂说唱茶馆，下午营业；茶资四角，有小舞台，演曲艺节目，大鼓、单弦、琴书、相声都有。不另收费。窑台茶馆，也买酒饭；搭大天棚，两间西屋是营业部。北屋火神庙大殿。西北曲尺形房屋，挡风；没别处凉快。
园内东南，露天舞池；办舞会。西北露天影院，放电影。时不时的办乘凉晚会，三毛钱门票，一擦黑儿开始，快十一点才散。里边好多场子跳舞的，演出的，岸上水中都有安排。内容多，四五十岁的人赶上过。皮影电影、京剧评剧梆子、水上音乐会声乐器乐、放河灯、荡小船，热闹非凡。
文革中，曾到过陶然亭。茶馆停业，房屋开放。免费棋牌室。喧嚣嘈杂，桌子横七竖八，带泥的脚蹬在桌子上椅子上，举手摔牌啪啪有声，喊叫粗话震耳欲聋。流氓地痞混混儿集中的杂巴地，也没这么闹腾。江藻得哭成什么样儿？糟践祖宗啊！这情形何时停下来的，不知道了。现在秩序井然。
妓女身后事
多年前，陶然亭周边，坟冢多。虚实都有，大有名的两座：香塚、鹦鹉冢，是虚的；没挖出东西，存在过的坟头、石碑，也不起眼。在慈悲庵东北土山（叫锦秋墩，有过花神庙）的南坡上。解放后修了一小块水泥平台，三米长两米宽，两个水泥墩，高不足半米，直径约80公分；相隔一米。香塚在东，鹦鹉冢在西；墩前立原碑，高六七十公分，宽二十多公分，厚六七公分；普通石头，字刻的好，文革前无丝毫损伤。清晰可读。民国以后有几座新的名墓。也分布这附近，西边半山坡上是高君宇、石评梅二人的墓，正面朝西，并排的汉白玉方锥形墓碑，很突出。南边山脚下有赛金花。她旁边有醉郭、康心孚。这都是实的，埋着死者遗体。人们常常停步凭吊，迁坟后，这些墓碑，在慈悲庵台下院子里靠墙立着，放了很长时间。底层民众的坟墓，乱葬岗子，景区外多。东北上一片，叫南下洼子，荒坟野冢，青楼怨鬼。西南一片，梨园义地（今陶然亭地铁南出口间的马路）；戏剧界前辈孤魂。再南，姚家井西，也多为坟地。五十年代初，姚家井修建居民排房，有了一巷、二巷、三巷。盖房工地，还发现大唐信州刺史薛府君墓，出土了墓志、石雕，还有壁画。
后来公园里只留下高、石两座墓，从西山坡移到山北脚下。建陵园，树塑像，复制墓碑，添汉白玉石栏；常组织青少年在此活动，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媒体多有报导。前年“六一”,外孙加入少先队。队列整齐，神情严肃，面向烈士陵墓，小拳高举，大声齐喊：时刻准备着！
赛金花是尽人皆知的。她的故事，版本不少；情节差不多：妓女，当过公使夫人，跟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认识，劝他少祸害人；瓦德西接受劝告，北京人感谢赛金花办了件好事。得到社会公众的赞许和认可，出了名。她的坟在陶然亭；也家喻户晓。岁月消磨，实物消失，记忆消退；人们生疏了。
陶然亭的坟墓，都是义冢。所谓义冢，就是死者无人埋葬，社会人士出资出力，将尸骨埋葬。对生命的尊重，对死者的敬重和抚慰；是善事、是义举。义举的坟冢，义冢。赛金花的坟是义冢；她旁边的醉郭墓、康心孚墓，都是义冢。赛金花的墓碑高大气派，黑色花岗岩，里面含闪光金色颗粒，说是叫金星石。打磨得镜子样光滑。高有两米，宽约一米，厚二十来公分。字刷金粉，黑底金字。上部碑额阳文，篆字喻长霖写的；下头碑文，潘毓桂撰、吴炳麟写的篆字。碑额的字有十公分大小，碑文就只有核桃大小了。密密麻麻，又是篆字，没仔细看过。碑额八个字：“姑胥赵灵飞之墓志”。据说还在，放到慈悲庵里陈列，不花钱，看不见了。老北京的市井小民，都知道“赛二爷”。有知识的文化人，对赛金花也极热衷。她去世前，写她的诗文小说剧本，就风靡南北。最早的，金松岑写小说《孽海花》开头第一、二两回，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第八期，时间是1903年；（后来曾朴续写到三十五回合刊成书，是1931年）；樊增祥的《彩云曲》，发表于1913年；苏曼殊小说《焚剑记》，1915年问世；李伯元写的《南亭四话》有“公使夫人”一篇，记述赛金花事；汪瞭翁编《上海六十年花世界》有“赛金花事略”一章，1922年印行。
赛金花还得到著名学者刘半农的关注，打算给她写个传；1933年冬到1934年春，刘半农先生采访了赛金花，谈了十几次。1934年6月，先生到张家口一带考察方言；7月传染上猩红热，回北京四天就与世长辞了。空有资料未成书。
采访时，做为学生的商鸿逵随侍在场。商先生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院研究生；导师是刘半农。导师去世，伤痛不已。睹物思人，面对赛金花口述资料，无心动笔。几个月后才被迫动手。在采访过程中，交通花费，餐饮开销，给赛的捐赠，算起来好几百块大洋。本来说好成书后交星云堂出，采访经费星云堂垫付；最后结算。没书，就得还账。知道底细的人，争着访问赛金花；刘半农写不了，咱写！星云堂掌柜急了：别人抢了去，钱就打水漂儿了！老师死了，找学生；跟商鸿逵要钱。穷研究生，没辙。不还？您将来在社会上站得住么？整理资料，写书还账！研究院有的导师反对：堂堂学术机构的研究生，给妓女写传？丢份！商先生找院领导，主任胡适之先生，怎办？主任说：“欠账还钱，天经地义。文人写书，近情近理。不夸张，莫渲染。如实记录”。按领导意图，写出一本《赛金花本事》。为了好卖，封面印了:：刘半农初纂，商鸿逵纂就。
1935年春，熊佛西写话剧《赛金花》；请知名演员排练，贴出海报在长安戏院公演。北平市长袁良、社会局长雷嗣尚，认为：妓女挽救黎民，有玷官府体面；并有碍国际观瞻。被禁演。1936年赛氏亡故，上海，沈端先（夏衍）编导新版《赛金花》，谢添、顾而已、崔嵬等名演员都曾参加演出。后来拍过电影。还出过一本《赛金花的故事》、一本《续孽海花》接着曾朴的小说，讲赛金花的晚年。
鲁迅先生对这些另有看法，记得是说：跟洋人睡过。。。，就被封为九天救国娘娘了。大概是一时的激愤。一个妓女，做点好事，也是好事。该记着的得记着。念完经打和尚，那叫什么事儿？
醉郭的生前死后
赛金花坟旁边，还有”醉郭之墓”和康心孚墓。人们熟悉醉郭，常念叨他的故事；他是咱北京人，家住丰台老庄子。大名郭瑞，号云五。光绪二十六年（1900），闹义和团；西太后利用它反洋人；洋人借口保护侨民，八国联军进北京；义和团反洋教，杀信教的中国百姓。洋人打义和团，杀中国百姓。两头儿都杀老百姓。西太后把火点着了，怕烧自己，跑西安躲了。扔下老百姓不管，之后时政日非，深积民怨，怨愤不敢言。醉郭，揣着酒葫芦，扶酒佯狂；街巷闹市，笑骂歌哭；是百姓的代言人。
他破衣邋靸，老往人多的地方扎；他一来，人就围上，酒气熏熏，醉眼朦胧；口无遮拦，呼喊疯话。控诉社会不公，指摘政府无能。想说不敢说的，他端出来了；句句都打动人心，人们欢迎，人们爱听。用酒罩着，说醉话，以为奈何不得。小骂大帮忙，欢迎。如果真枪实弹，弹弹致命。岂能容你！？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三十三年（1907）四年当中，挨了六次板子、进了五回班房。他不改初衷，仍是佯醉装疯；索性穿《京话日报》的号坎儿（马甲），举着报纸，给聚拢来的人们，读报讲报，发表感想评论。抓，跟着走；放，接着说！
尽日街头流浪，白领却引为知己。《正宗爱国报》老板丁宝臣，老找他聊，还每天资助他十个大铜子；《京话日报》经理彭翼仲，请他到报社作客，成了至交。彭的报纸老和当时的官们较劲，人家就把他先监视居住，后下放新疆，“發遣日由大佛寺启程，市民数千人送；醉郭随去戍所，道出保定”，才执手告别。
特别是梁巨川（名济。梁漱溟的父亲），和醉郭也相交甚厚。醉郭如在崇文门外活动，必到梁宅投宿（梁寓崇外），受全家欢迎。
醉郭死后，《正宗爱国报》发讣告，登梁巨川写的纪念文章；彭翼仲出五十块大洋，买棺材寿衣，料理后事。题写了墓碑；碑后请林琴南撰写墓碣，记述表彰醉郭一生。书家祝椿年执笔写就；梁巨川先生的文章题目是《表扬醉郭之一斑》，文中说：“当全国昏昏时代，能够不怕打，创开风气；志气高得多多”（见《正宗爱国报》，1913年6月17日）。当年对醉郭是认可的。
陶然亭迁坟（1952），郭氏后人把坟迁回丰台老庄子；后来丰台车站修西货场，把坟深埋路基下。幸是前人留旧影，依稀得见醉郭碑。
“五四”有个康胖子
康心孚碑在赛金花墓的左首；牙黄色石头，不是常见的石碑样子，像没经过加工的天然石块，圆顶，自然的顺下来，形状类似北海公园半山腰里，刻着乾隆御笔“昆仑”俩字的那块碑。刻着康心孚几个大字，有上下款，不记得了。没有碑文。只记住了康心孚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何许人也”。近年来才闹明白：是个“人物”。是个应该记住的人物！
康心孚，陕西城固人。父亲康寿桐，在四川当县太爷。五岁随父入川；1904年，赴日留学。研习政治经济。入章太炎国学研习会，是章氏门人。被选为中国留学总会馆总干事。在横滨接待孙中山，发表演说，受到孙先生的赏识和器重。介绍同乡于右任，和孙中山相识。1909年，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参加清朝科举考试，授庶吉士，七品；供职邮传部。兼大清银行学堂学监、教务长。1910年，为炸摄政王事，受疑。回川。父死，守制。1911年，到南京，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在讨论定都时，力主定北京；得到会议通过。孙中山不干，主南京；推翻决议。康心孚说，偏安的政权才定都南京。革命方有进展，即弃三权分立，如何建国？但只能撤回议案。当即去上海。孙中山派于右任到上海，请他回来。坚决不回去，从此就没有再入政坛。
在上海办图书公司，兼《民立报》记者；1913年和二弟康心如办《雅言》半月刊。声明杂志宗旨：“民意者，民当自言；无待代言。吾所言者，即吾之言。初不必假民意以自重”。后来与章士钊合作办《独立周报》。宋教仁在上海遭暗杀，葬上海闸北；康心孚为写墓碑，据说是他唯一刻在石头上的字。
《民立报》停刊，《雅言》出问题；办报走不通了。决定钻到故纸堆里找乐儿；跑到北京大学教书，教社会学；是第一位教社会学的国人。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
五四运动，北洋政府抓学生，校长蔡元培，愤而辞职出走。北京学校如群龙无首。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教职员联合会，康心孚被推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康奔走于各校之间，既无电话又无车，就靠双脚；他胖，人称康胖子，跑路更易疲乏；而又照常讲课。积劳成疾。1919年重阳节，他到政法专科学校讲课。课间休息，他在办公室，手里端着茶杯，和同事说笑间，突然倒地，再也没能站起。急救人员赶到，已无济于事。
蔡元培主持了康心孚追悼会，家属康心如致辞道谢。学校停课一天，以示哀悼。
康心孚昆仲四人，心如、心之、心远。都有所成就。二弟康心如（1890-1969），金融家；四川美丰银行经理；解放后曾是民主建国会执行委员；五七年右派；1969年戴着右派帽子死去。改革开放后，平反。三弟康心之，银行家、企业家；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死于1967年。康心远，也是企业家；他的资料不多。康氏后人，心如之子康国雄曾以“蒋介石的干儿子”获罪；后有口述历史行世。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延安的女兵；1946年调到北平军调处工作。李克农为她和陈叔亮，在北京饭店举办婚礼。解放后，陈叔亮和康岱莎一直驻外。康氏家族，多精英俊彦。也多故事传闻。
烈士、狂士、耿介之士，维护正义真理，都是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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