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城_经典散文_.

          
            一
  小时候每一次去县城,都是一件很隆重的事。脸洗得白白的,抹上雪花膏,再穿上压在箱子底、新刮刮的布衫和裤子,然后掇掇着母亲的手,欣欣然往城里走。那时候家穷,但还是有一两件新衣服,以备出门时穿。而进城,就是最大的出门了。母亲说,“穿得太瞎了,城里人笑话”、“脸洗不净,城里人笑话。”城里人,是区别于我村的、另一个天空下的人。城里人的评判,是最有权威性的。有一句调侃乡下人的段子很流行。说是一个人早上起来,问隔壁邻居,“二哥,你今天去城不去?”那边回答,“去嘛,脸都洗了还能不去?”

  城,四四方方,座落在一个形似盆状的狭谷里,四面是山。县城南边有一条洛河,从上游陕西洛南流下来,一路汇集各沟小岔的溪流,浩浩荡荡流向远方;北边有一条洛北大渠,是从洛河引来的,悠悠然日夜流淌,流到下游火炎电站,专门供发电用。河、渠与城平行,相安无事,一南一北拱卫着县城。北边的山叫文山,南边的山叫武山。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村子叫十里铺,就是离城十里。搁现在进城,摩托车一踩油门的事,但在那时,却十分不容易。一是没有交通工具。二是路况不好。土路,坑坑洼洼,上坡下坡。稍有雨雪,便泥泞难行。买了东西,都是肩扛手提。这还不说,一路上还有三个关隘:从村里走到塌塌桥,两里多,路边有几座坟茔,坟上枯草摇曳,山风呼啸。走到这里,心里就害怕。然后再走到五里窑。五里窑是一个很长的大坡。靠崖的地方有几孔倒塌的烂窑,歪歪扭扭,黑咕隆咚。崖根也有几座坟。太阳落山后,走到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由得头皮子发麻。说是有一个人从城里回来,走到这里,天黑净了,身后传来扑踏扑踏的脚步声。他走快,脚步声走快,他走慢,脚步声也慢。他面回头看看,没有人,朝前走,脚步声又响起。后来就迷路了,绕着五里窑坡,上来下去,下去上来,直到鸡叫了,这人才清醒过来,看清路回家。回家后得了一场大病,人说叫鬼缠住了。这事越传越神,因此每次还没有走到五里窑,心里就开始打鼓。走啊走,最后走到石桥上,距离城北门也不过半里路了,却还有一处“怕怕”。崖跟有几孔窑,里面有人骨头架子。说是有一年土匪攻城时,死了好多人,都扔在这窑里。所以小时候,进城是需要勇气的。不象现在,路边到处是人家,鬼不知道都被挤到哪里了,也不出来吓人了。

  和母亲一块进城,必是农历三六九逢集。因为不逢集,街上也是冷冷清清的。母亲进城,一般是扯布,让姨给裁剪做衣服。姨是裁缝,家有缝纫机。或者买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还有找在物资局工作的姨夫,给买肥皂、香皂,还有碱面、洋火等紧缺物品。而我除了看热闹,则是让她给我买发卡、皮筋,还有作业本、铅笔、旋子等小物件。有时候如果提的要求不合理,母亲就会说,“你再闹,再闹我就不引你来城了。”有一次我看上一双绿凉鞋。从东街跟到西街,又从西街跟到北街,她就是不给我买,还一再重复说,“再闹就不引你来城了。”我就噘着嘴,脸吊着,跟在她后面,一路不说话。

  城看起来古色古香,青灰色是它的主调。街上虽也是土路,但扫得干干净净,光滑平整。两边的门面房,都是土墙灰瓦。从西向东,一街两行都是木门板,早上一块一块卸下,晚上再一块一块插上。四个城门,东门、西门、南门,只有北门还在,影影绰绰还记得那个圆圆的城门洞。四周的城墙,断断续续的还在。从这些城墙,可以想象出城的框架,城的格局。

  东南角有一段城墙比较完整,里面是粮食局,后来是面粉加工厂、粮油市场。每次从那里路过,都仰头看那长着黑绿青苔的墙砖和墙头上摇摇晃晃的狗尾巴草。城墙有两丈多高,用特制的大青砖垒砌。城西北角,也有一段城墙,上面有铁丝网,还有岗楼。据说那是公安局拘留所,关犯人的地方。每次从那里过,老远就开始想象,犯人被关在里面的情景,感觉神秘莫测,令人股悚。

  城里最热闹的地方是十字街。十字街东北是百货公司,里面卖布匹,儿童玩具,还有文具专柜等。西南是糖烟酒门市,糖块、点心、麦乳精等好吃的都在这里。东南是五交化门市,买自行车也在这里。西北是一个“国营饭店”。如果说谁,“今天下馆子了。”那一定指的是这家饭店。但平白无故,谁会去下馆子?不但花钱,还要粮票。除非是谁家女儿扯衣服,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来城,中午在这里撮一顿。或者谁家小伙订婚了,谢承媒人来这吃一碗肉丝面。

  逢集的时候,走在十字街,经常想起“摩肩接踵”这个词。如果赶得巧了,还能在这里看见耍猴的。回去就有向别人炫耀的谈资了,“啊呀,十字街今儿个热闹哩狠,我都看见耍猴的啦。那耍猴人说,我长得太嗑碜,但不怨我,怨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哈哈哈哈!”

          二

  渐次长大,进城就不必和大人厮跟了。有时候是学校组织活动,比如看电影啦,给烈士扫墓啦,有时是几个小伙伴厮跟,去城看枪毙人,甚至一个人独立行动。比村里小伙伴自豪一点的是,我城里有亲戚。东街有姑家,西关有姨家。每次去城,不是在东街姑家吃饭,就是去西关姨家吃饭。

  电影院设在西关,距离姨家只有几百米。来了一部新电影,海报在电影院门口一贴,人们就争着抢着去看。海报出自一个叫王道艺的人之手。看电影人多,买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人们挤挤撞撞,排着长队往一个巴掌大的窗口前挤。我年令小个子矮,望着黑压压的人群,心里先发怵,就让姨家三表哥帮我买票。三表哥比我大一岁,他买票时不是按规矩排队,而是贴住墙从侧面用膀子顶,用头撞,最后越过人们的手臂,爬过别人的头顶,把钱擩到小窗里。下面的人嚷的叫的骂的,说着各种难听话,但不一会儿,骂的人还没醒悟过来,他票已经搞到手了。去电影院看过《卖花姑娘》,看过《第八个是铜像》,还有《鲜花盛开的村庄》等,那时电影院只放映朝鲜或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片子。

  姨家分前院后院,前院临街是一排门面房。如果门面房左边的小门打开,走进去就是姨家的前院,很近。若小门不开,则要绕过一个大水坑,走很长一段路,来到姨家后院。姨的裁剪案子和缝纫机就摆在后院她的卧室,隔着明亮的玻璃窗,每次我一走进院子,姨就看见我了,总是亲切地说一声,“哟,淑景来了。”

  去姨家,多数是因为看电影,还有高考复习时也去姨家住过。上高中时,四人帮都粉碎了,但学校还是没有正经课上。每天早上一群女伴从家里出发摇摇晃晃15里来到学校,已日上三竿了。上完两节课后,下午一般是自习。我耐不住无聊,就想进城看电影。那时电影刚刚解禁,文革前的许多优秀影片都可以放映了。叫两个同伴一起去,但她们去一两次后就不去了。我就一个人跑五里路,从城郊高中跑到西关,几天一场电影地看。记得我看的第一个电影是《天山的红花》,感觉很新鲜。接着又看了大型歌舞《东方红》,电影《大浪淘沙》、《年轻的一代》等,那一年看了20多场电影,美美饱了眼福。

  看完电影,肚子饿了,就到姨家吃饭。姨家是个大人口家庭,她有四个男孩,两个女孩,还有公公婆婆。大表哥已经娶妻成家,住在前院一间小房里,小表弟才背着书包上小学。姨夫有工作,他在物资局上班,姨又会裁缝手艺,所以家境比较好。姨夫穿着整齐,温尔文雅,说话轻言细语,但我还是有点拘束。有时候一个人偷偷想,要是只有姨没有姨夫,该多好啊。姨整天忙着裁剪、缝纫,因此做饭都是婆婆的事。姨婆是一个60来岁的老婆婆,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很和蔼,每次都热情招呼我吃饭。姨家做饭经常有肉,并且炒菜用猪油。而我那时不吃肉,也不吃腥。我去了,姨就交代婆婆不要用脂油炒菜。但姨婆答应着,面过脸,还是放了脂油。我吃饭时,心里就隔隔应应,感觉她在敷衍我。去姨家吃饭,从她公公婆婆在世,一直吃到他俩变成堂屋墙上的画,还是去。有时候在姨家留宿,就挤在表妹的小床上。在姨家还到处疯跑,跑到姨公公婆婆的住房,看见姨爷枕的枕头,竟然是一块光滑的石头。三表哥说,姨爷头发热,枕石头凉。还到大表哥房里找他的课本看。三表哥最勤快,家里磨面、担尿都是他的事。他每天早上还起早到大渠担水,供全家人用。大渠是一条人工河,从洛河上引下来,绕城北而过,供火炎电站发电用。三表哥天不明就起床,大渠上还没有人洗衣、淘粪桶,因此水干净可食用。

  西关姨家,不仅是我们一家人进城的驿站,还是舅舅这边亲戚所有人的驿站。住在雷家村的大舅小舅,住在核桃窝的大表姐,住在权家窑的表妹等人,每次进城都必到姨家歇脚,吃饭喝水,商量事情,寻找帮助。姨是他们的主心骨。有许多年,我母亲遇到什么事情,都进城找姨商量。几个表姐表妹还跟上姨学裁剪手艺。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姨就在街上摆摊了。亲戚们每每进城,都要到她的摊位前站一站。姨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一说就笑,心无城府,但可惜的是寿命不长。1990年10月姨在街上剪衣服,突发脑溢血死亡,终年58岁。这是我记忆中最悲怆的事。对我母亲和舅家人打击都很大。小舅说,进城从西关过,看到姐家的后墙,忍不住数第几个窗子是姐的,不由自主迈步就想走进去。但一想到姐都没了,还进去找谁?有很长时间,我都沉浸在悲伤中,夜里做梦,全是姨的音容笑貌。姨去世后,城里的一个驿站没有了。

  西关有电影院,还有戏园子。粉碎四人帮后,文化解禁,豫剧《朝阳沟》很火,一场接着一场地演,人山人海。我不爱看戏,但也去戏园子看过《朝阳沟》。1984年,戏园子变成人民会堂,大门也由朝南变成朝东了。

  姑家住在东街,出门几步就是十字街。姑家住的是个十家院,不大的院子住了六七户人家,每家都有三四个小孩子,院子一天到晚叽哩哇拉。厕所设在后院,穿过窄窄的一条路,弯弯曲曲来到厕所,凑合着蹲下身子,一起身就能瞅见人。若是下雨天,就要踩过泥泞,去厕所很愁人的。我去姑家主要是找表姐玩。表姐那时正上高中,并且是县一高,很令我羡慕。表姐还喜欢看书,从她那里可以知道许多轶闻趣事,可以看到很多书。姑五口人住着两间小房,一间堂屋,一间卧室。做饭就在房檐下垒个锅头,小的都转不过身。表姐慢慢长大了,姑夫就把卧室隔出一小绺,放上一张木板,作为她的小床。进门摸黑脱了鞋,直接上床。后来又在卧室侧旁给她盖了一间很小很小的房子,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小房一盖,姑的卧室就彻底成了黑洞,白天也得开灯。我来了,就和表姐厮守在床上,听她讲故事,还抄她笔记本上的电影名字联缀:“我叫《小铃铛》,家住《槐树庄》,左邻《白毛女》,右邻《李双双》......”,还抄过《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辛追夫人》的传奇故事,记得故事很精彩,也很惊悚。

  表姐去挑水时,我也和她一起去挑水。井在一个小巷子里,井台很光滑,井水清清亮亮一晃一晃。我帮表姐摇辘轳,表姐把水桶提上来,我们一前一后走。晚上表姐去找她同学玩,我也跟上到处疯跑。表姐的同学,分布在陶家巷子、薛家巷子、蔡家巷子,还有大庙巷子,小庙巷子,我都跟上她曲里拐弯地去过,由此也熟悉了城里的许多巷子,还有城隍庙等。

  姑性子慢,厨艺不行。蒸馍不是面不起,就是下面条煮不熟。一见来客人,更加着急。我去城经常吃她饭,回来还要吐槽说,“唉,我姑做那两下饭,真不沾!等着吃她做的饭,能把人急死!”

          三

  那时的县城,指的就是城墙里面的四条街,以及东门外、西关、南关、北关这些简单的外延了。东门外有一条东沙河,就是从我村流出来的水,弯弯曲曲流到县城。河水清冽,常年不断。东城的的人都来这里洗衣服,淘菜、涮尿桶。东沙河一年到头,流水淙淙,滋润着半个城。除了夏天发几次大水,浊浪排空外,其它季节都是很温顺地流。90年代我进城后住在北关,离东沙河近,每次都来这里洗衣服。那时每天下班后,我拉着孩子的小手,沿着堤岸溜跶,折着杨柳,非常惬意。后来气温渐渐增暖,东沙河也象无数河流一样断流了,成为季节河。

  距东沙河一里外,有一个烈士陵园,埋葬着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四十多位解放军战士。陵园所在的这条路,就叫解放路了。陵园边有一个烈士纪念塔,是那时的标志性建筑。尖尖的塔顶直刺蓝天,护卫着庄严,神秘的陵园。塔顶站立着一只和平鸽,每次进城,远远望见那只雪白的鸽子,就知道离城不远了。建陵园时可能以为这里是很边远的地方了,谁知后来县城不断扩展,如今纪念塔已成了解放路边的一个路障了,被一圈砖墙围住,怪异地矗立在那里。清明节,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去给烈士扫墓。当我成为初中生,终于有资格去给烈士扫墓时,非常兴奋。听老师布置扫墓,心想,是拿着扫帚去扫吗?我们排着队列,拿一朵小白花,走十来里路去扫墓的情景都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写了一篇有“麦苗青青”词句的作文,受到老师表扬。

  除此,东门外还有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一个台子,县里经常在这里召开宣判大会。那时小伙伴进城,有许多次就是为了看审判人。犯人被押在车上,绕城游街,后面跟着黑鸦鸦的人群。游行一圈后,最后来到小广场,犯人们跪倒在台子边上,下面站着哄哄嚷嚷的人。有的鞋被挤掉了,有的孩子挤丢了,事后广场上一片狼藉。每次宣判大会都在这里召开,历任公安局长的名字没有记住一个,但他们宣读判决书时,拉长腔调的威严声音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某某某,男,现年XX岁,家住某某乡某某村,该犯一惯违法乱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必须予以严惩。....”宣判过后,大部分犯人被押回,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死刑犯则被押到洛河滩枪毙,一些胆大之徒又一窝蜂地追着警车往洛河滩跑......

  东门外广场作为审判人的职能一直到2005年左右才被弃用。现在这里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小广场,审判台所在地也成了一家繁华的超市。

           四

  城里人住处窄狭,地方小,也是被乡下人笑话的地方。村人常说,“城里人小锅小灶,做饭做一点点,根本吃不住吃。还是咱乡下,野场子,地方大大的,起睡坐卧,都舒坦。”但说归说,城里还是比乡下好的多。那时村里姑娘最大的愿望就是嫁到城里,做一个城里人。村里比我年纪大的一茬姑娘,莲蓬、振玲、菊梅,都通过各种途径找了个城里对象,令人羡慕。我的闺密方方,高中毕业十八岁,就嫁到城里。女婿个子矮,脸黑,瘦小,我给他起个外号叫“小黑孩”。那时我年轻气盛,极力阻挠这桩婚事,想救闺密于水火。但闺密说,“他是城里人啊,有门面房,还是独子。最重要的是我爹看中了,我爹说,他家住在大渠边,以后我来城,一到东门外,就到女儿家了,多顺路啊!你想,我爹就我一个闺女,我能违背他的旨意,让他伤心吗?”以后几十年,闺密的日子过得平凡而安逸,证明她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到了八十年代,我也是二十来岁的人了,有一天母亲进城给姨说,“村里女子都往城里跑哩吗,山上石头往山下滚,你在城里住着,消息灵通,你也给咱女子在城边子附近瞅个茬啊。”“咱女子”就是指我。姨性子直爽,张口就说,“姐,咱女子长的老笨呀,人家城里娃子可挑剔了,必须长的好才行呢。”母亲回来就很生气,埋怨说:“你姨不办事,不给你操心不说,还说咱女子长得笨。哼,还是亲姨呢!”

  其实姨说的是实话。村里的女孩,要想找个城里婆家,要么女孩特别漂亮,要么城里这个男孩有缺陷,瘸子跛子或长得特差或家境不好。这样两下才能平衡,才能门当户对。那时不仅城乡差距很大,市民和农民之间更是壁垒森严,不通婚姻。

  九十年代初我通过考试进到县城,终于成为一个城里人了。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常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我怎么就成了一个城里人了呢?一种自豪感犹然而生。

  那时县城周围都是菜地,远一点的则是庄稼良田,夏天麦浪滚滚。我的活动半径集中在东门外到衙门口之间。早上出去锻炼,沿着东沙河边的田埂小道往下跑,两边是青悠悠的菜苗。走着走着就来到姑家的菜地,姑在那里割菲菜,或者给白菜除草。菜地边不时搭一座庵子,供菜农看菜储菜用。冬天,城里人要储存大白菜,有的直接来菜地买。再往南走一段,就来到洛河滩。洛河滩有整排整排的白杨林,夏天孩子们来这里逮知了,河滩里有夏秋两季长开不败的旋复花。

  从东门外进得城来,路过十字街,来到西街,西街有照相馆。再过去就是中华街,中华街有“一连三串门市”,一个门市卖百货,一个门市卖文具,还有一个卖五金交电之类。再过来还有一个“高台门市”,就是踩着一级一级台阶上去,“高台门市”专门卖布匹。过了高台门市,就来到衙门口了。衙门口是自古以来设衙门的地方,据说两千多年来地址不变。现在是卢氏县委土坯房大院。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里面写新闻。

  紧挨住一连三串门市的东边,还有一个国营理发店。儿子小时候最怕剃头,每次剃头都象杀猪一样地叫,哭出一头汗。后来我就舍近求远来到“国营理发店”,那个穿白大褂的女营业员面相和善,经验丰富,几下就把小孩子哄乖了,然后顺顺溜溜地理了发。......

  剪掉的头发不知去了哪里,但新的头发总会再长出来,就像这拆建并举的城。某天,遇到一个问路的外地人,他问:去翰林路怎么走?我不知道城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条路,或许,他也并不是外地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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