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当我同山胁会见后不久，又向当时已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的重藤博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说，就一般而言，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难道不可能将原子病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下去吗？对此，重藤博士回答如下：
“无论原子病医院的业务负责人如何满怀热情地去对原子病进行探索，也很难使年轻的医科学生们有兴趣只将原子病作为他们毕生的研究课题。对于一种不能根本治愈的疾病，只能以老一套的方法进行日常处置。它不会成为倾注医学热情的对象。仅仅从事原子病的研究与治疗工作，也不利于使年轻的医科学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尽管是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疾病，而又只能重复着老一套的常规治疗。我从博士的这些话里，尝受到无比的苦涩。根据山胁的情况可以看出，自从原子弹爆炸以来始终在当地坚持原子病研究的重藤博士，无疑是一个例外。一般而言，在一个连研究设备都不具备的医院里，向同原子弹有关的一切问题进行挑战，尤其是青年医生们的大忌。特别是被占领状态下的广岛，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状态下，重藤博士启发一位青年实习医生，引导他撰写论文，在原子病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又尽力使这位青年医生在获取学位和后来的实际生活中达到预期目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上述极为现实的作法中直接渗透着重藤博士的人格力量。
重藤博士还曾向我谈到山胁的论文在获取博士学位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博士的担心。就这篇论文的重大意义而言，虽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在当时的血液学会却未曾对它给予应有的公正评价。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人类尚未弄清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种种灾难的全部真相。
也就是说，一些拥有实力的医学权威人士根据山胁的统计，虽然承认在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当中，患白血病的人数在明显增加，但是仅凭这份统计却找不出为何原子弹能引发白血病的原理，因而认为该篇论文缺乏学术价值，为固定观念所束缚的权威者们，往往是有害的，事实就是如此。
重藤博士自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开始，战后２０年来，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后的２０年来，始终是广岛原子弹受害者日常治疗的负责人。从原子病医院创立之前就是如此，而且，他在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之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兼任广岛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职务。
原子病医院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而是坚持日常治疗的医疗机构。至于重藤博士本人则是战斗在医疗第一线的医生。因此，从重藤博士为核心的原子病医院医生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同临床医疗相结合而进行的。对此，我们应该将它同ABCC相比较而铭记在心。因为ABCC原本就是一个同治疗完全无关的纯研究机构。
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在同侵蚀着人类肌体的这一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怪物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面对患者进行治疗，一面向着具体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核心靠近的战术。同时，他们所能采取的也只有这种战术。这些医生所从事的放射性障碍的具体的研究历史，着实令人感动。他们在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曾经犯过试验性错误。然而，那是他们向着更为光明的前景，满怀极为自然的期待而犯下的试验性的错误。他们往往因发现一线曙光而作出错误的前景判断。它会为患者们、一般市民，甚至医生本身带来某些暂时的动摇。但在广岛２０年来的每一天这或许是完全必要的。
今堀诚二在其《原子弹氢弹时代》一书中曾记载了当时一度出现的情况。由于原子弹爆炸当年的冬天，因受到原子弹伤害而死亡和患病的人数在减少，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连那样可怕的原子病，估计也会得到根治”。在有关鼠疫、霍乱的记录或小说中，往往有这样的证述：“瘟疫的蔓延一旦进入平静状态，便会中途缓和下来。在现实的广岛也会出现同样的局面。市民们遭受到疾病的最初的严重打击，接着便进入平静状态，它使市民们看到一线希望。但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打击，却使市民们的心灵遭到更为彻底的蹂躏。
１９４５年秋美军关于原子弹灾害调查声明曾作出如下分析：“因受原子弹放射能影响必然死亡的人已全部死去，残存的放射能已不会再为人们造成生理上的影响”。尽管这一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意图所歪曲的，而今堀在该书中所指出的市民、医生和新闻工作者们的如下反应，将是广岛人在疾病蔓延过程中出现暂时平静状态时，所持有的人类极为正常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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