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邵公常来始，济宁邵家的船民生涯开篇了。
敬完鸡鱼肉蛋、点心和酒，烧过纸钱，放了报喜的鞭炮，父子俩给祖先们磕头。夹克姑娘在路边调整焦距和取景框，她要把这一组船民上坟图拍好，突然听见跪下来的老船民号啕大哭。她放下相机。星池也没料到父亲跪下来后会如此悲痛，他在他身后抬起头，看见父亲撅着屁股，脑门捣蒜一样磕在石头、泥土和野草上。他能理解一个老同志面对祖宗的悲伤。他站起来，拍打膝盖上的尘土，点上一根中南海烟，等着父亲的哭声结束。一根烟抽完了，父亲还跪在祖父的坟前不起来，屁股撅得更高了。父亲哭得如此悲伤和敬业，似乎耗费了半个身体的精力；他的左胳膊放在地上，脑袋支在胳膊上，整个人歪倒在那里。
“爸，差不多就行了。起来吧。”
秉义还在哭。
“爸，你怎么了？”
秉义还是哭。
星池走过去抓住父亲右胳膊，要把他扶起来。秉义甩脱他的手，“让我再哭一会儿。”
第二根烟抽完了，秉义还在哭。星池烦了，说：“爸，还有完没完？”
秉义直起腰，哭声停止，泪在脸上。“邵家祖传的事业到我手里断了香火，你还不让我多哭一会儿？”
“作为邵家跑船的终结者，那我的罪岂不更大了？”
“你爸还没那么不通情理。”秉义用衣袖擦了把脸，“就是想起来锥心，舍不下。咱们家跑了一百多年船，运河上生，运河上死，活下来的，一个个熬成了把老骨头。”秉义绕着两座矮一点没立碑的小坟转了一圈，决定给平辈的兄弟和晚辈的孩子也磕一个头。对不起祖宗，又何尝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和儿子。“你知道这河上，百年里有多少邵家的冤魂。”
那两座无碑坟，一座是秉义的哥哥思贤；一个是星池的哥哥臭臭，溺亡的时候五岁，还没来得及取大名。那会儿还没有星池。
邵思贤死于血吸虫病，又叫大肚子病，享年二十二岁。那时候一切公有，他们家的船被编入县水上运输队，挂23号牌。他们去南方，来回差不多三个月。那段时间邵思贤感冒，没好利索又在卸货时淋了一场雨，咳嗽和肺炎跟着起来了。船上医药简单，久治不愈，正好赶上行经的河段生长茂盛的水葫芦，运河水质极差，而他们饮用的只能是运河水，就感染了血吸虫病。回程紧赶慢赶，刚过徐州邵思贤就不行了，死在微山湖上。秉义一直觉得哥哥的死跟那些水葫芦有关，他掌舵的这些年，为了少看一眼水葫芦，南方能不去他就不去。星池到网上百度过这种父亲讨厌的水生植物。为了给猪提供青饲料， 1950年代中国特地从巴西引进水葫芦。比它好养活的东西真不多，往水里一扔，它就能像革命一样蓬勃发展，一天一个样，所以当时还有个中式俗名叫“革命草”。
臭臭五岁三个月零七天，他们的船装了半船玉米、半船小麦，穿行在骆马湖里。当时秉义已经把西樟木头船换成铁船，改用大功率的柴油机做牵引。岸上有人搬家，远道的亲友来贺乔迁之喜，一挂鞭接着一挂鞭放。臭臭从厨房里出来看热闹，秉义在开船，老婆在厨房做饭。说好了看两眼就回去吃西瓜，一个菜炒好了也没回去，喊也不应，秉义老婆就慌了，拎着锅铲出来找，整条船上哪还有臭臭的影子。秉义赶紧停船，附近的陌生船也都停下，能下水的都跳进骆马湖里找。从中午一直打捞到半夜，一无所获。两口子后半夜一直抱头痛哭，船停在原地没动，怕走远了不知道孩子在哪儿丢的。次日清早，旁边船上的人喊，浮上来了。臭臭肚皮朝下漂在远处水汽氤氲的湖面上。
因为赶时间交货，秉义把臭臭就近埋在骆马湖边。下一趟专程过来，空船上备一口小棺材，装足冰块，把臭臭带回到济宁，重新葬在邵家的墓地里。
船上的孩子小时候都穿一种“龙头带子”，像马甲穿在身上，没衣袖，后头拖根绳子，拴在某个铁环上，以防小孩掉进水里。臭臭答应妈妈看两眼就回来，还要吃瓜呢，哪用龙头带子。就疏忽那一下，臭臭没了。臭臭之后是星池姐姐和星池，他们俩龙头带子一直拴到十岁。上船了必须拴，尿尿都得在腰上系根绳子。
秉义磕完头，让星池也磕一个。星池说：“臭臭也磕？”
“多大他都是你哥。”秉义摸出一根八喜点上，“跟他们都说一声，邵家的船不跑了。”
“爸，是跑不动了。”
“你爷爷临死前，非要我去把船检修一遍。我说头年刚检过，绕太平洋跑两圈都没问题。你爷爷不点头，非让检。你不能跟要死的人较劲儿，我就把船厂的大师傅请来。师傅跟我说，你爹哪是让你检船，是怕你半道上把船扔了。跟老人家保个证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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