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散文)_经典散文_.

                             母亲(散文)
      入冬之后,88岁的母亲大病初愈,到城里小住几天,天天嚷着要买寿鞋。我陪母亲到寿衣店看看,接连挑选几双棉鞋,母亲曾经缠裹过的脚有点变形,试穿都嫌大。好在店主是老熟人,翻箱倒柜,拿出一双纳花布底鞋脸上人工刺绣荷花的寿鞋,母亲总算是满意了,慈祥地笑着说:“临走就带这点东西,不能到那边走不成路啊。”瞅着母亲满脸宽慰的笑容,我心里一时五味杂陈……
   母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姊妹6个,排行老四。1938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口,豫东黄泛区尽成泽国,民不聊生。我姥爷和姥娘匆忙将大姨嫁出去,带着3个舅舅和小姨奔陕西逃荒而去,狠心撇下年仅11岁的母亲,送进土匪窝里当了童养媳。这辈子我从没有见过姥爷、姥娘和舅舅,他们一去不返,魂魄永远留在了陕北黄土高原。母亲说,姥爷临走就给她留下一条薄被子,寒冬腊月睡麦秸窝,冻得浑身打哆嗦,拉一块破草苫盖身上。母亲当童养媳的村子就是我曾祖母的娘家,村里没有杂巴姓,年轻人大都跟着我大表爷扛枪为匪,打家劫舍。母亲的男人是我大表爷的族侄,家中父母双亡,留下几亩薄地,弟兄俩不事农桑,整天游手好闲。母亲过门没多久,那个男人就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讯,家里剩下大伯哥和母亲两人。
   黄河水灾过后,又赶上大旱灾年,三伏天不下雨,庄稼多被旱死,那情景就像电影《1942》描述的一样,饿殍遍野。偏偏祸不单行,母亲婆家的大伯哥玩枪走火,子弹穿透前胸后背,打烂了肺叶,因无钱医治,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家庭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稚嫩的肩头。麦天里,十几岁的母亲一个人下地割麦子,割完麦子雇佣大表爷家的太平车往家里搬运,交换条件是,母亲整个麦季都要帮大表爷家义务干活,单薄的身子骨硬撑着,身边孤零零连一个怜恤的亲人都没有。
   冬去春来,大灾年苦熬到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家里揭不开锅了,伤口化脓的大伯哥仍然躺在床上。那时候,我爷爷带着奶奶和父亲逃水灾到老舅家避难,奶奶整天推磨磨面,与村人合伙支起一口油锅,靠炸麻花糊口。母亲就到爷爷家的麻花摊上赊账卖货,每天早出晚归,挎着竹篮卖麻花,一天下来,碰上生意好时,能赚三五根麻花,拿回家搁锅里,配一些野菜煮成稀汤,用勺子舀着一口一口地喂大伯哥吃。就这样,母亲不但没在灾荒年饿死,还将大伯哥救活了。20多年后,大伯哥从新疆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跟媳妇一块做小生意,路过我家吃午饭,提起当年的旧事,两口子千恩万谢,一个劲儿说母亲的好。
   解放前夕,我的家乡一带属于游击区,新四军豫、皖、苏军区71团和28团越过新黄河,到水西开辟根据地,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土匪武装也经常驻扎在这里,就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他登场,都想在地方建立自己的政权。共产党武装了解到母亲出身贫苦,想让她出头当妇代会主任,母亲身处土匪窝,整天小心翼翼在刀尖上过日子,深知其中利害,婉辞拒绝了。村里跟母亲同命相连的另一个女人,男人被抓壮丁打死了,独立支撑着门户,天不怕地不怕,就应下了这份差事。月明星稀的夜晚,四表爷纠集几个年轻人,提着手枪叫开那女人的家门,不由分说就掐住了脖子。情急中女人反咬一口,咬住四表爷的手指头嗷嗷叫,几个人好言相劝,哄骗那女人松开口,顺势将一支黑洞洞的枪管捣进嘴里,掐着脖子一会儿就咽了气。那天晚上,母亲躲在暗处,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几个年轻人抬着那女人刚断气的热身子,一头纷乱的长发耷拉在地上,不声不响弄到东岗给埋了。
   事隔不久,随着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古城,家乡宣告解放,四表爷被人民政府就地处决。母亲婆家的大伯哥也因当土匪血债累累,被判处无期徒刑,发配边疆劳动改造。母亲终于摆脱土匪家庭羁绊,结束了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经人说和,母亲与未婚的父亲组建起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母亲,进入我们家没过几天好日子。我大爷膝下无子嗣,与我爷爷老弟兄俩守我父亲一棵单根独苗,自幼读书,娇惯成性。身为农民,父亲一辈子不会扬场放磙、摇耧撒种,母亲成了家庭的主心骨,精打细算过日子。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家虽然并不富裕,却在村里头一户购买了缝纫机,盖起了令人眼馋的青砖大瓦房,父亲也如愿以偿骑上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心灵手巧的母亲自学裁剪,不仅将我们6姊妹穿戴打扮的干干净净,还为村里几百口人裁剪做衣服,在乡下成为远近闻名的裁缝。特别是村里突然死了人,来不及准备寿衣,母亲将缝纫机抬出来,从头到脚为死者做衣服,紧紧张张忙活一天,把两条腿都累肿了,却不收分文报酬,为众街坊留下一个好口碑。
   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降生头一天就赶上村里合大伙吃大锅饭。母亲把我放在村办托儿所里,拖着虚弱的身子参加“大兵团会战”。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太太看护十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任其忍饥挨饿在襁褓里屙尿哭哑了嗓子,却顾不上管。母亲怕我这棵独苗苗饿死了,央求队长将我临时带到地里,半晌好给我喂一次奶。一个风高月黑的寒冬夜晚,母亲踮着那双缠裹后畸形的小脚,怀抱我步行5公里,到另一个村子参加深翻土地,归来已是后半夜,整个人累得散了架,还要照看饿得皮包骨头的四姐。多年后,母亲回忆说,不知道那日子是咋熬过来的。
   母亲最难忘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应招到豫西矿山当工人,六月天我家大奶病逝了,当时不通电话,交通也不便利,联系不上我父亲归乡奔丧。按照乡下的老规矩,门户里有男丁的家庭,女人是不能为死去的长辈摔老盆的。无奈中,母亲披麻戴孝,一只手抱着大奶的灵牌,另一只手掂着老盆,替父亲尽人子之孝。送葬路上,母亲“娘啊”一声呼唤,当街摔碎了老盆,惹得众街坊纷纷落泪。
   随着我们6姊妹长大成人,三姐参加了工作,我也当兵面临着提干,母亲觉得苦尽甘来,儿女给她争气长了脸,终于舒心地笑了。可那爽朗的笑声余音未了,因我赴南疆参战生死未卜,母亲复又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1979年2月,我随部队出征南疆,全身瘫痪被抬下战场,转诊于野战医院急救室,切开气管靠通播呼吸机输氧维持生命。那段时间,母亲的神经是最敏感的,战后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都寄回了平安家信,我却一直没有消息,母亲就觉出了问题,急忙让父亲卖掉家中仅有的一些红薯干,凑足路费搭火车往南边寻找。走到湖南衡阳车站,母亲因悲伤过度,又喝了凉水,拉肚子躺倒在站台上起不来,幸遇车站乘务员热心救助,让身体虚脱的母亲喝上开水吃了药。母亲强撑着站起来,又继续向南边的战区赶奔,在音信全无的情况下,挨个到野战医院询问,最后终于在南宁市303医院急救室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我。
   母亲不顾旅途劳顿,让父亲上街买一只小铝锅,从营养灶上领来面粉和鸡蛋,生火为我做一碗家乡风味的蛋花甜面汤,又亲手操勺子,像儿时哺乳那样,一勺一勺地喂我喝。此后,我随部队转入豫北371医院,听医生说我注定要躺床一辈子,母亲不甘心,在乡下四处寻医问药,找到一个祖传秘方的老中医,把老中医请进医院为我诊治,每月坚持服用中药丸。那中药丸40元钱一付,能吃两个月,父亲按时从豫东到豫北医院给我送药,从没有间断过。岂知当时的40元钱就是家庭半年的开销,母亲卖掉家中饲养的猪和所有值钱的东西,连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副银镯子也换成了钱,四处求借给我买药,让我奇迹般地站立起来。
   人活一张脸,因我的存在,能够为这个家庭顶门立户,让父母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如今,我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各自成家立业都让我抱上了胖孙子,高寿的父母熬到了太爷爷、太奶奶的尊位。目睹一家人四世同堂,绿树成荫,母亲终于心情释然地开怀畅笑了。
  

继续阅读

公众号:pcren_cn(长按复制)

匿名

发表评论

匿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