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再次下定决心全文阅读《资治通鉴》，耗时四个月，终于将二百九十四卷全部看完，重新温习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我读的是中华书局本（全四册），印刷很好，里面的人名、地名做了标注，比较易懂。但字体不大，是文言文，读起来颇费眼力。
这么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常读常新，看了总是感慨万千。但也是随看随忘，最后想想也没悟出个啥。今天五一劳动节，手头有点工作，处理完之后，大脑一清净，突然有了想法，就这样匆匆草成，一下子写了好多，看了看，自己不满意，就删减成现在的样子。就当一乐呵，感兴趣的朋友就看看。
一、表动景随，身正令行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尔孙尔曾，象其仪刑。”无论安邦还是治家，仪刑者，效法、风范也。也就是说你做个样子，后面的跟着学。尤其是，为首者的式范效应更强，更需慎之又慎。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以史论的形式说道：“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以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这个论断虽是后见之明，也是中肯可贵。
纵观唐代，皇帝承继以弟代兄者不在少数。同时，唐代的太上皇产生的比较多，我没有仔细的统计过，粗略估计或是历朝之最。唐朝的太上皇不似宋朝，多是非正常状态下发生的，大多是兄弟反目、父子成恨。这一切，虽不能全归咎于唐太宗，但也难辞其咎。
司马光也为唐太宗作了回护，说其“为群下所迫”。这就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为主者如何勤勉不懈，排除诱惑和干扰。
唐太宗毕竟是一代明君，曾言道：“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所以，为主者的标杆作用非常关键、特别明显。李世民从谏如流，故而魏征敢谏。又如“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故而，应先立其表，再观其景。
修为在身，无需说教。唐代宗时杨绾出任宰相，杨绾清简俭素，制令一出，朝野相贺，举朝文武景从之。史书记载：“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绾性清简俭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宽，第舍宏侈，亟毁撤之。”连功盖天下的郭子仪都俯首如此，这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典范。
二、慎终如始，勿开恶例
“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些，教导我们慎始、慎终，始终如一。切勿因图一时之便，纵一时之欲，逞一时之气，而突破成例，首启恶端。
南朝刘裕首开恶例，杀害禅让之君，自此，后世朝代更替，逊位之君，得以全身者，鲜矣！刘裕的子孙后代，当然也在被屠戮之列。
所以，恶例万万开不得。唐玄宗李隆基，也是历史上英武盖世的君主，在位期间出现了“开元盛世”。杜甫曾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可惜，之后的“安史之乱”结束了这一切的美好，开始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混乱时期。
其实，这一切的祸根在玄宗执政之初，已然埋下。所谓，履霜有渐，坚冰自至，其所由来者远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观其政事，至少有三点。
一是宦官之祸自玄宗始。太宗时，对宦者的品秩有严格规定，且宦者不预政事。玄宗时，开始崇信宦官，“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是后，“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而且宦官开始干预朝政，“晚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以致，唐代后世君主畏宦官“若乘虎狼而挟蛇虺”，甚至畏惧而泣。宦官则胁迫天子如玩弄婴儿，生杀予夺、拥立废黜皆出其手。
二是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已萌其端。唐初，沿袭前朝的府兵制，战时为兵，平时耕养，师出点将，兵还将归，既强干弱枝，又防止将帅拥兵。而且，日常注重军事训练，士兵的荣誉感很强，战斗力也强。玄宗时，随着政治腐败、均田制的破坏等，府兵制已难以施行。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对此分析的比较透彻，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看，比较易懂。之后，边镇将领累年不移，且集军权、财权、事权于一身，边镇之兵则成为将领的私人亲兵。再之后，就演变为骄兵悍将，不受朝廷节制。
三是禁锢兄弟，阖宗破灭。玄宗历经武后之朝，韦后之乱，又消灭太平公主等上位的，得位来之不易。一方面，他觉得兄弟相残，实在不忍。故而史书记载“上素友爱（兄弟），近世帝王莫能及”，然而“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还修建了“花萼楼”，寄托花萼相辉之意，又让兄弟环居于此。于是，他的兄弟们在安乐窝里消磨了意志，一味地声色犬马，一旦政乱，毫无辅翼之用。事实上，唐末这些皇族后代生居沿袭，多次被乱军集体屠戮，零落殆尽。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司马光说，明皇即属于这类人。
三、思无邪，尽人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所谓“最美不过《诗经》”，《诗经》之美，就在于其“真”、其“正”。也就是说，不要有邪念，不要走邪道。
而不少人往往就滋生出歪理邪念，琢磨一些歪门邪道。比如，看《资治通鉴》，古代的很多皇帝都迷信术士，服用丹药，结果适得其反，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一命呜呼。在唐代，有多位皇帝就是这么死掉的，英明的唐太宗也不例外。
不乏有识之士，在当时就对此进行了抨击，提出了警醒。唐中宗时，左拾遗李邕上疏，以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李邕劝诫中宗多“修人事”，可惜中宗不听。
唐初的太史令傅奕身体力行破除邪术。面对胡僧所谓咒人死生之术，指出“必为邪术，邪不干正”，并以身试之，遂破其诈。他还提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建议朝廷罢黜佛教，遣散僧众，益国益农，补充兵源。
圣人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也是教导我们“尽人事”而已。凡是不修人事，迷信鬼神，供奉神佛的，大多无善果。北魏胡太后虽礼佛甚恭，但整日胡乱，不免被乱军沉于黄河。梁武帝萧衍，礼佛甚勤，怠惰政事，亦未得善终，饿死台城，虽终年八十有余。后晋亡，晋主及太后被契丹迁置，举家忧恐，上下冻馁。时被拘在封禅寺，李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想念邪！”僧辞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此类，数不胜数，足以资鉴！真是，千佛万窟人来塑，求神不如去种田。
“天命”亦由“人事”。商纣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陆贽论曰：“天命由人，祸福由人……盖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
有句话，大家很熟悉，“今世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是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说的。他恃勇骄暴，似乎一语道破天机，说穿了五代的政局。其实，安重荣没有当上天子，威风一时，最终兵败被杀，他的头颅，被石敬瑭割下后，“漆之，函送契丹”。说明，兵强马壮者不一定可为天子，行仁义，修人事，自然兵强马壮，或许可为。他的这句“名言”，就是典型的“思有邪”。
也许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以资鉴的就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做个快乐无邪的人，这就是应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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