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为马歇尔·萨林斯,他于1930年出生在美国新型大都市伊利诺斯州芝加哥的一个边缘的犹太人家庭,并先后在密歇根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期间收到了系统且严格的人类学训练,博士生涯开始便开始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兴趣,后来去专门研究太平洋岛屿的土著民族文化,在从事了长期的田野工作之后回到了美国写出了博士论文,而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甜蜜的悲哀》其实最早是马歇尔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一门课程——西方社会思想史的全部内容的浓缩,此文首先在国际人类学杂志《当代人类学》首要位置刊登,后在其学生王铭铭的整理下,得到了萨林斯本人的同意因而得以出版,反映了萨林斯其人的部分思想历程,在这之后对于人类学乃至社会学科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者将书中内容分为了八个模块,分别为引论:罪恶之花、需求概念的人类学分析、插叙文艺复兴札记、生物学观念的人类学分析、权力观念的人类学分析、神创秩序的人类学解剖、关于现实的人类学以及最后一章甜蜜的悲哀,贯通在本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比较研究与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又可以分为纵向比较包括不同人物在不同时间对同一话题的论断与横向同一时期不同人物观点的比较。
在第一章引论中,作者抛砖引玉,通过《圣经》里面的一则关于人类堕落的故事——亚当的贪婪,揭开了人类罪恶的发端,阐述了人之罪恶令人遗憾的不幸,在宇宙观里面造成的后果即为“整个造物在痛苦中呻吟着、辛劳着”,这些苦痛是对人类贪欲后果的惩罚,将始终伴随人类。可以说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是怀抱着不菲的善意,他慷慨的将这些高贵的品质一并奉送给人类,狡黠的人类并不领情,在一次次的沉沦后被赋予了痛苦与死亡,这些不仅仅是对亚当自身的惩罚,也是对全人类自大情绪的惩罚措施。我们知道,这些苦痛到底缘何而来,从某一方面可以说是源于人类自身的无知,而无知则与前面的痛苦和死亡结为一体,成了业已惩罚人类的一贯手段。这里作者通过引用相关文献说明在上帝命令亚当对动物进行划分时,这之后的结果早已注定——社会中人们基于人们伪善的联合与对自然真理的掩盖,不过人们是如何在这次人类的知识的精致方面大倒退之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其做法是,强调经验智慧乃是人们能借以由自身原罪所挖掘的坑穴中爬出来的伟大希望”,所有这些关于人类的不幸使得人本身早早便偏离了上帝的真理,我们大可把这一切的罪恶的根源归根于人类的有限性——“著名的形而上的罪恶”,这里作者尽量阐述了这样一种原理即“上帝无罪、神明无罪”,人的痛苦、死亡与无知并不具有神圣性,细细品来其中有一种“唯上帝论”的味道,上帝作为造物主是最神圣的,人类是在欠缺与需求方面所不完美的怪物,人类与造物主的特征可谓相形见绌。
在本书的第二章需求概念的人类学分析中,作者着重论述了需求这一概念是怎样成就的社会。依旧援引了奥古斯丁的著名论断,惩罚即是罪行,人在满足自己无限欲望必定耗尽自己的本能。人类天生不幸,这可以通过刚生下来婴儿的啼哭表现出来,生活即地狱。所以如何救赎自己的灵魂?上帝的门徒一般热衷于惩罚与训诫,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上帝公正赋予人类神圣死亡的手段。上帝“终归是仁慈的”,他为我们创立了经济学这门学科,众所周知,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即为社会中稀缺资源的最大化使用,这也从实证角度探寻了“人类如何去充分利用我们的永恒的不足、从我们无法满足我们需求的手段中获得最大化满足”,作者谈到,亚当斯密时代,人的不幸已经转变为实证科学,正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为人类苦难造成的物质机会提供了一种更令人振奋的看法。如果说资本主义将每个公民的自利奉为圭臬的话,那么实际上人类根本没有脱离早期的西方宇宙观,现时代的经济人依然是“亚当”,这其实是经典西方宇宙观的复盘。作者在对“实利主义”的看法中,论述亚当式人的概念的变化与连续性时暗示道“观念的变化发生在有关人类不完善的价值当中,而非事实”,从教父们看来是束缚的东西,自由——资产阶级将之作为实现自由的条件。人类在追求一件又一件他所需要的,却没能找到某种单一的不可更改的特性,这时伟大的转折出现了——人类学科的诞生,促使追求快乐与享乐的行为上升到“必要的”,进而转为一种“社会德行的无上源泉”,这种趋利避害的特性使得人类对自身过于关注,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奴役被转变成自由,原来的所谓“恶”的东西成为了“暂时获得拯救的前提”,在作者看来这只不过是西方人类学罪恶升华实验的延伸,最终人类欺骗了自己——认为自己是善的,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自利与互惠,由此社会性便形成了。在论述人类何以能成就社会时,作者最后提到了社会有机体与超有机体论,即将社会看成某种有机体,存在于社会的各种制度在功能与结构上为人类提供福祉,在这种情形下,自利总是被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中升华和外显。
本书第三章插叙:文艺复兴札记主要谈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这里的核心在“远在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经济系统之前,某些意大利人就视它为一种整体的宇宙秩序”,这一时期所宣扬的的自由解放行为认为,人可以支配自然,甚至有观点认为自利推动了自然的发展,在我看来那时的人们已经将人的直观感受与个人经验推至主位,或许这样就可以理解作者在本章最后所做的论断了——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早就站在了这些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轴心。
本书第四章是关于生物学观念的人类学分析,人性是否等同于“兽性”?关于这一点涉及到人的先天构成的问题,作者谈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主流社会都在运用生物决定论解释某些特定的社会现象,即被看作是动物学方面的驱动与影响。作者对这种观点是嗤之以鼻的,他批判说“生物决定论的无处不在正是由于人类学宇宙观的传播造成的”,这里的人类学宇宙观就是指的市场经济下人致力于满足需求的的观念,因为本身萨林斯在后期就试图以文化作为视角切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他认为文化的出现要远远早于任何东西,没有文化符号系统人类的行动甚至都会受到阻碍。作者似乎将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凌驾于生物因素之上,信奉万物“唯文化论”,这种观点可能在其他当面有失偏颇,有待考究。
本书第五章关于权力的人类学分析中,作者开门见山地道明人类是以一种压抑的感受处在社会之中,这里似乎形成了一种个人与社会对立的状态,事实上作者也强调,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只是有可能成为“人类”,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接收特定的渠道的社会化,因而使得本属于自然属性的我们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人,终究人类“只过上了一种生活”。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可以说我们仍然具有选择的能力,从这方面作者引入了权力这一概念,认为应将社会看做尽可能地“赋予人们权力而不是迫使人们臣服的手段”。无论是从现代的某些西方学者还是古典时期的霍布斯与亚当·斯密来看,社会的特性之一就是具有“对抗性”。他们似乎在这一问题上早已达成了共识,接下来才产生了西方哲学家后来所探讨的所谓社会起源和国家起源的重叠论述,作者对这一点保持绝对的怀疑态度。在民族志看来,社会并非借以强制性控制处在其中的子民,而是使他们自己和平地组织起来;就一般而言,国家被我们视作“暴力机器”,他通过机构的运作使得社会得以安定太平,只是这种暴力是建立在人类对于惩罚的恐惧之上的。在这之上,作者继续探讨了涂尔干的理论,即社会事实的强制性的前提是人的双重性,社会是也必须是双重的——强制与可爱的。循着外部强制的路线,作者随机谈到如果不存在外部的约束——文明,思考一下人类社会最后会变成一副什么模样?可能是混乱无序的,人与人相互敌对毫无信任,战争变得如同家常便饭。最后关于权力的探讨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模糊,作者将霍布斯与福柯对于人民的权力观进行比较,略带玩笑地隐喻了一种两人关于权力观的共同点——基督教分化的自我与我们内心的冲突
第六章神创秩序的人类学解剖主要针对的是对“天命原理”的考察:基督教神学中永恒的天道左右人类世界。首先作者通过人类的世界注定是“悲哀中带着一丝慰藉”来引出造物主与创造物之间的关系,由于西方世界和其中的个人创造了经济学,这让人们有了充分利用稀缺资源的机会,表现为“人的自爱”。作者在谈到关于自然法与神创论之间的关系时,出现了一种“剧烈的变动”,这种剧烈的变动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上便体现为“人文化”与“世俗化”的表征,通过这些运动促使所有关于神性的东西全部转移到自然界,自然从此冒用了上帝的权威并且成为上帝的手工艺品。人们蔑视自然并且尽量盗取自然的财产,自然界总有与人类世界相似度极高的某些物质,这在某些人们看来是上帝“看不见的手”的结果,这时候天命原理——即人世间的各种社会制度的运作都有赖于上帝的操作,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了人世间的“社会理论”。国家的起源与形成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上帝的意志,社会只是社会化了的上帝而已。这一章主要还是想突出基督教中的神学为人类世界带来的作用与意义,上帝生活在天堂城市,人类也处在一种天堂的“镜像”中——尘世。
第七章作者剖析了关于现实的人类学,作者在本章节提到创造物与造物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自然与人并不存在巨大的差别,也不能将自然与神性等同,否则就会被看做异教徒。经验到底是什么,经验是指一种对事物的判断,是自我的感受,这也正是基于对人类的快乐与痛苦的划区分。最后作者提到了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人们通过快乐与痛苦区别自我与外界客体物,通过感官认知能为其提供幸运与不幸的条件,逐渐由迷恋自然向迷恋能满足他们更多的需求的资本转变。
第八章回归题眼,其实在本书的开头就讲到了“甜蜜的悲哀”所隐喻的东西,它指的是西方的现代性包含的对人性的双重解释,即一方面认为人有权力从各种外在的社会制约中的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认为这种解放与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作者认为“将生活界定为追求幸福的人长期来看无一幸免都是不幸的”,人的痛苦是恒久的,这一悲哀论述可以用尼科尔的“耶稣,从未笑过”来加以证明。作者本人是从基督教与犹太教中的传统的“亚当堕落”这一视角来批判西方或者说来解释现代性的双重困境(社会的与自然的),在这里“亚当堕落”可以看成是一个一直存在于西方宇宙观的基因,他从来没有逃出被这个基因所制裁的境况。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这本著作其实最早受人类学家西敏司的《甜与权力》一书的影响,《甜与权力》描绘的是一幅糖与资本主义如何相互融合的发展史,揭示了为何现代化的工业革命会为人所接受,在西方社会,一杯加了糖的茶里面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含义——减轻那种由于社会不断发展带来的负罪感。反观现在的西方世界,持续不断的消费主义盛行,而这一现象被西敏司称为“零星治疗”,对什么的治疗?答曰:人的原罪。
初次读关于人类学的书籍,而且还是这么深奥的著作,由于自己的狭小视野故而对这本书的理解也十分有限,这也算是一种“甜蜜的悲哀”了。书中所提到的西方所具有的学院式人类学是西方人类学者普遍的一种研究倾向,也可以称之为“候鸟式人类学”,即是指一种在西方系统接受人类学知识,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从某一角度去研究非西方世界,研究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学院整理收集到的资料分析非西方人类社会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所进行的研究更多的带有一种西方本土的性质,作者就此对基督教——犹太教的西方宇宙观对西方世界长期产生的影响从需求、秩序、权力、现实、生物学等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详尽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本身是一个文化解释家,对文化的尊崇贯穿在本书的字里行间。说到文化,这本书有一个生动鲜明的例子,如美国的食肉分级现象,穷人所吃的“便宜的肉”是不是一种供给上的不足?这里涉及到美国的文化符号体系,牛排象征着男子气概,是美国最贵的肉类,其可食用程度较高;穷人吃的肉并不是因为供应量较少,而是其肉可食用程度低,这里面从肉类分级视角(可食性程度)清晰描绘了一幅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图腾”,从文化符号来解释社会中的特定现象是作者后期的努力方向。
我们应该从本书获得什么?大体可以分为三点,即实地调查方面、中国本土文化方面与日常生活方面。一是对于人类学或者其他学科的实地观察和搜集分析资料而言,有时候需要我们跳出自己的固有的偏见和价值体系,真正融入或者探索每一个独特文化其中的形成机制,而不是浅层或者表面。二是对于我们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形成的社会符号体系而言,可以反思其中出现的原因,譬如颜色中白色的丧葬与红色的婚姻文化;不同姓名中长辈对于子孙的寄托;文化符号脱离了经济是否还能大行其道?而文化符号又是否能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作者所言的文化其实挑战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传统观点,文化内在于人类,嵌入于社会结构,但是它仅限于解释宏观层面的事实,不能剖析单独个体的事件。第三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思考: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本土文化要批判也要继承;对外来文化,批判性吸收;对人类,更应敬畏自然;对个体,欲望与需求始终是制约我们的枷锁,更应该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要追逐太过热闹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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