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看《掬水月在手》时，有两幕场景令我印象深刻。
其一是叶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为她写的一份信：
“携去书数种，恐不能餍足足下读书之欲；但如为学习英文计，或当不无小补耶？不佞虽不敢轻于附和鲁迅先生不读线装书之说，但亦以为至少亦须通一两种外国文，能直接看洋鬼子书，方能开扩心胸，此意当早为足下所知，不须再喋喋也……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然而欲达到此目的，则除取径于蟹形文字外，无他途也。”
叶先生的经历和成就也践行了老师的教诲，正如她所说：“你做学问不是只能够肤浅地欣赏一下就算了，你真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它表里澄澈地，能够发掘，能够表述，能够说明出来。”作为学贯中西的古典诗词大家，叶先生的《从西方文论看李商隐的几首诗》等论文，游刃有余地用西方诗论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解读，是“取径于蟹形文字”的成果。
其二是台湾诗人痖弦提到的，初期台湾的新旧诗派互相对立，甚至不坐在一起吃粽子，而在读了叶先生的文章后关系才有所缓和。究其背景可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台湾诗坛出现了关于西化和中国传统化的争论。以洛夫、症弦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属于比较激进的现代派，代表台湾新诗西化的主张，在之后持续近二十年的诗歌论争中，台湾的诗歌开始走出西化，追求中国诗歌精神的回归。诗歌的传统化和对古典诗歌精神和诗性表达的追求也成为潮流之一。可以说叶先生是台湾新诗转向之始。
在这两幕的影响下，我不由追问，中国新诗如何处理传统和西方的关系？对于这一命题，无数学者做出了自己的解读，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愚见和疑惑。
关于新诗的起源，传统的文学发展史观认为新诗是从古典诗歌传统中而来，将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作为新诗的起源，将“诗界革命”与胡适的白话新诗放置到一个完整的链条中，认为新诗取代了不合时宜、落后的旧体诗，代表着一种合理且富有活力的发展方向，新诗取代旧诗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考究新文化运动中的旧诗创作，我们可以发现更为复杂的情况。钱理群先生在《论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到旧诗，“在表达现代人现代文人的思绪、情感……方面，并非无能为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占有一定的优势”，比如鲁迅、郁达夫等人创作新诗，往往是为了发表，受众为启蒙青年，而他们的旧体诗，却纯粹是抒发感情，这也是鲁迅在某些时期表现出矛盾的心理特征的原因之一。
新诗与旧诗作为艺术手段，是可供选择的，若认为新诗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剥夺了旧诗在文学史构建的权力，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我认为略显武断。
因此我觉得新诗产生于“文学断裂”的时代，更像是西方诗歌传统的支脉，西方诗歌的介入为中国新诗提供了指导和方向。而起源决定了日后的发展趋势和特征，所以探讨新诗中传统与西方的关系，不若说是中西方文化的关系。
在五四时期，关于诗歌发展中的中西关系，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中西融合说”，比如学衡派诸君的“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周作人将中国古诗中的“兴”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象征”作对比等，认为应当平等对待中西方文化，从中国古典诗歌中获得民族的传统根基，从西方诗歌中获得现代化的理论资源，善于吸收两者长处并加以创造，这在“中庸”传统的背景下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但“融合说”将问题简单化了，因为融合的前提是中西地位的平等，旧诗作为新诗的对立面，是新诗的革命对象，而不是共同参与者，在西方诗歌的遮蔽下的新诗，中西方是无法平等对话的，所以所谓的融合也只是对旧诗意象等浅层次的应用，是不能以“融合”以一概之的。新诗中的传统与西方元素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过程。
新诗中的传统与西方因素，在新诗时代语境的需求下震荡磨合，表现出一种复杂变异的现象。从新诗的起源西方诗歌来看，其作为一种先进、强势的姿态出现于新文化运动中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失去了立身之地，中国诗歌进入了现代化历程，不同于西方时间性的现代化，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更是一种空间性的，是一个“从天圆地方到天崩地裂的极具变迁的过程”，而这种现代化并非全盘继承，而是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根据需求发生了变异，在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同时有了新的特点。
再从中国古典诗歌入手，正如废名《论新诗及其他》中所说：“及至新诗这件事情无形中已经被大家承认了，天下的诗人己经是要做诗就做新诗了，于是旧诗也换掉了他的敌人面目，反而与新诗有了交情了，这一来做新诗的人乃更是自由，他们固然不做旧诗，但他们做新诗的时候却尽管采用旧诗的词句了。”中国新诗在发展的过程中毕竟离不开中国的文化与语言背景，还是要无意或者有意地从古典诗歌中获得资源，但对于资源的运用一经西方观念的整合，也发生了新变，对中国诗歌传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而这两者的复杂关系，统一与新诗的发展需求与时代语境，正如初期新诗作为新文学革命的利器，提倡白话诗，反对旧体诗，并引入西方诗论作为理论指导，之后为应对白话诗寡淡无味的弊端，又从古典诗歌中寻求解答，同时引进西方的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等等来进行补救，无不体现出新诗在发展中对传统与西方因素有所抉择，彼此产生应和的才被诗人极力地加以推介而成为主潮。
对于此问题我的思考还稍显浅薄，仍有较多的疑问和研究空间，希望之后能够进一步补足。(阎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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