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世界中的相似群体总能引起我最大的兴趣。
一直想做一个二本学生群体的调查,了解下像我一样生活教育经历的人的人生状态。我的思想浅薄,能力有限,访谈调查半途而废了。最近发现关注这个群体的黄灯老师已经出书了——《我的二本学生》,赶紧买了拜读,希望从中观照到一些什么东西,也希望能够获得启发,继续我的调查。
我在河南长大,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高考考入江西小城的一所二本大学。所谓二本学生,无非是个缩影,也代表着更广大的三本、大专学生,也就是高等教育中最普通、最庞大的那批人。在我的教育经历里,这批人里的大多数来自小镇和乡村,普遍有着小农式的知足和短视。
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的就业市场上,二本学历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单就我们那帮90年代的乡下的孩子来说,已经足够好了。
他们一般地聪明,一般地努力,几乎没上过补习班,大部分家族的文化程度只能管到吃穿。庄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秋农忙时他们要下地割麦子、掰苞谷、薅花生,冬天窗外雪飘,也要在家搓苞谷棒子。青少年时没有游戏机也没有穿过品牌衣物,直到上了大学才第一次吃到肯德基麦当劳。
得益于强制性的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上我所有的小学同学都能升入初中。当年初中有三所,分了三六九等,最好的会考入乡一中。初三时会有许多中职院校来招生,无非是市里的卫校、农校、技校。
学习好的考入高中,又分了三六九等,大家挤破头要考进县一中。县一中是所谓省内为数不多的几所省级示范中学,如今想起来,其实不过尔尔,鸡头而已,但已是县域内最好的教育资源集中地了。
我和我的小学同学,几乎全部失去了联系,这群人里,考入高中的屈指可数。初中同学,一部分因为双轨学制,被分流进了不同的职校,学了不同的技术:护理、钳工、数控、电脑、厨师……当时的那些技术,许多在今天已经没有用处了。
这群同学里,大部分处于辛苦的生活境地——当然,绝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辛苦的,不过他们面临了更多都市白领永远不会经历的困境。当然也有极个别混的不错的,有一发小初中辍学(大约是2006年),后来在深圳贩卖玉石,早就在深圳扎了根,实现了我羡慕的某种程度的自由。
我的高中同学和校友,大部分考了大专、高职和二本、三本,二本已经相对不错了。最好的是实验班,考进211、985的不在少数,学校也指望能从这群人里培养出清华北大的状元。在我读书时县中已经十几二十年没有出过一个清华北大生了,在我毕业后的几年,好像出了一位考入清华的同学。这应该是县城顶爆炸的新闻了。
我大学所在的城市很小,学校和城市都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提供。当年小城仅有一条长度不足两百米的步行街,学生几乎没有多少可以消遣的去处,不必说多样的展览和演出,更不必说优质的企业和实习机会,有的只是连绵的群山,蜿蜒的江水和一座小小的火车站。当然,这只是在描述客观情况,并无责任推脱之意,人生既成之境,远不是这些客观因素可以决定的。
我的大学老师在我们入学的第一场班会上就开始鼓励我们考研到名校去,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间或重复如此的观点。如今看来,老师对的建议我们是诚恳且切实的。
我都这些高中和大学同学们,大多在大学毕业后选择工作,怀着对自由生活的热切希望,奔波在不同的城市,在社会大酱缸之中沉浮。而毕业工作至今,他们显然已认清自己打工人的身份,接受完高等教育的自己,同没有文化的父辈并无本质的差别。
90年代打工潮时的父辈在今天的各类纪实报道和文艺作品中被定义为廉价劳动力,如今在北上广深的我们同样也是。他们意识到,这些城市只希望留下年轻人的青春,却并不真正希望留下年轻人。
面对渐长的年龄、高企的房价、常年剩余金额不超过五位数的储蓄卡,人生已经远不是读书时学到的“奋斗”“拼搏”这类热血词汇可以书写得体面的了。
人生是一场接一场的凶猛残酷,机遇错失,如果没有家族资源的有力支持,那么就如同搭载了一辆山路行驶的公交车,身不由己,学历只是你唯一能握住的抓手,抓的住却不能使你站得稳,抓住了虽然一样颠簸催吐,但总比放弃了被甩出车窗强。
所以一部分同学选择安稳度日,留在老家考老师、公务员;一部分选择考研,在毕业时考大城市的老师、公务员;选择进入社会搏一搏的这帮同学,在经历社会的毒打后,也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备考老师、公务员。
这本书中的一些孩子也像我一样,处在身份认同的泥潭中挣扎不脱,上半身是现代新青年,下半身是乡下泥腿子。有着都市青年的思维和生活习性,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灯红酒绿与我无关;有着乡村泥土的基因,却也不能真正地回到故乡,庄稼和乡亲也与我无关。
或许,一群人有一群人的困境,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挣不脱解不开的,都叫命运。(王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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