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只是一个有钱有闲的文人的无病呻吟。
不说他有没有一个真答案，首先他没有提出一个真问题。人类为什么会选择集权？人类为什么选择工业化？是的，人类社会除了被动的自然生长起来的集权和工业化，也有主动选择集权和工业化的。比如俄国的列宁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土耳其的凯末尔；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名单可以列很长，这些是成功了的，失败的更多。感兴趣的人可以看看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我说的是人类而不是某些独裁者或者权贵阶层选择了集权和工业化，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哪怕部分人开始时是抗拒的，但最终也大多会接受和承认这是正确的选择。虽然人类政治最重要的命题是平等和自由，但在探讨这两个命题时必须是在具备秩序和富足这两个基础条件上的。因为秩序带来安全，富足带来生存的保障。一个人生活在随时可能饿死或被人杀死的环境中，有人和他们谈论平等与自由，我想大多数人会把他们当做神经病或啐他们一脸口水。但可悲的是人类在工业化之前的几十万年历程中，绝大多数时间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生活状态。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里面有作者对新几内亚岛上处于狩猎采集状态的巴布亚人的观察。这些巴布亚人没有国家概念，以家庭、小部族为主要社会组织形式生活，所以没有战争。但大多数的巴布亚成年男性都会死于非命，不是因为野兽和疾病，而是如抢夺、谋杀、复仇等等。而进入了农业时代，人口越发繁多密集，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更加剧烈，战争成了笼罩在人类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一千多年的罗马历史上，关上战神雅努斯神殿的大门以代表和平的年份寥寥无几。这还是强大而统一的罗马，至于分散弱小的希腊城邦，更是要么自己人之间在打生打死如斯巴达和雅典，要么和波斯人拼命硬肝，要么被罗马按在地上摩擦。民主的雅典最高光的时期反而是伯里克利独裁统治时期。反而是在希腊人被打服，安心被罗马人统治之后过上了一段安定时期。而在民间，海盗是所有地中海沿岸民众的重要就职方向，和农民、工匠、商人、雇佣兵一样。连凯撒都曾被海盗绑架索要赎金，可见一斑。直到罗马无法忍受派庞培剿灭之后才得以改善。
无论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喜欢和追捧古希腊、春秋战国和民国这样的时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在雅典或斯巴达等城邦里面至少占三分之一多则三分之二以上的奴隶们是否喜欢这样的时代；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赵秦楚等国那些横尸沙场的士兵和他们的亲人们，那些因为各国攻城略地而像牛羊一样被赶来赶去的别国民众和被拼命压榨的本国民众们是否喜欢这样的时代；至于推崇民国的人，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战乱和屈辱历史的一部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生活在那些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些让人终生为奴、让人朝不保夕、让人艰难绝望的地狱，而不是什么让人喜欢向往的美好时光。
赫胥黎把福特和他高效率的T型车流水生产线当作邪恶的根源，把让人民娱乐至死的集权统治者视为源源不断制造邪恶的人。这样的观点放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背景上来看是很荒谬可悲的。我想占人类一半的女人是不会同意他的这个说法的。在高效的工业化之前，上万年的农业时代里，女人是被压迫被歧视的，她们没有自由没有发言权。是工业时代涌现出来无数的财富和工作机会让她们获得了人身自由、经济独立和平等地位。中国男女最平等的地方就是工业化最早的东北地区。我想在上万年的农业时代里，那些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们是不会同意他的说法的，在那个只能跪着祈求天老爷赏饭吃的时代，由于存亡所系，人们把对自然和天老爷的敬畏与恐惧刻在了骨子里。而人类把各种自然现象和似乎能够操弄人命运的东西虚化成各种神灵、上帝、天老爷，而这些东西成了看不见的统治者，和那些看得见的统治者们一起让大多数人活得像卑微的蝼蚁。为什么上帝死在了工业化的开端，因为大多数人可以不用靠天吃饭了。即使还在从事农业的人，也有了良种、农药、化肥、农业机械和更好的灌溉设施这些工业化带来的保障，不再只能听天由命。人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确定性，可以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工业化的力量让一切牛鬼蛇神退散，从此人可以站着活而不用跪着活。
更广泛的集权政治带来安定的秩序，从个人来说不再有那么多让人死于非命的纷争，因为杀伤人的权利逐渐集中起来归公，私人不再拥有处死人和伤害人的权利，哪怕是在封建王朝时期这个权力也被收缩到少数特权阶层手里；从国家角度来说减少了让人们家破人亡毁城灭族的战争，比如人类几个最主要的文明起源地：欧洲、北非和中东、南亚、中国等，除了伊斯兰文明的北非和中东外，几十个欧洲国家组成了欧盟，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邦国林立的南亚现在绝大部分人口和土地集中在印度，中国历史更是越来越集中统一的范本。集中带来更多的和平，分散带来更多的战争，如北非和中东、南斯拉夫、苏联。整个世界都在往集中的方向发展，比如联合国、世贸、世卫、国际法庭等等，每个参与的国家都要让渡一些主权和规则制定的权力，这些组织才能成立和运作，虽然这些组织还很孱弱只是雏形。所以根据有史以来可估算可统计的数据表明，人类死于纷争和战乱的比例和绝对数量都是越来越低。高效的工业化带来普遍富足的生活，让之前充当历史背景都没有资格的人们开始有了文化的需求和发声的机会，他们数量庞大成了主流，从前一直被一小撮人把持的文化竟然变了模样。于是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慨叹现代化的社会越来越浅薄庸俗，仿佛之前曾有过一个优雅的时代，我不知道是否有那样一个时代，即使曾有那么一群优雅的人，他们也是被更多跪在地上挣扎求存的人们托起来的。所以我要让自己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去看历史、政治和文化，否则常常陷入迷茫，分不清是非对错和潮流方向。
人类在工业化之前的几十万年历程中，一直没有充足稳定的食物来源，于是对糖和脂肪的渴求被刻进了我们的基因里。在这几十万年的磨难中，对秩序和富足的渴求同样被刻进了基因里。而目前最好的秩序是集权，实现富足最好的办法是工业化。比如目前大家公认秩序和富足最好的地方之一是北欧，北欧的高税率举世闻名，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被集中到政府的手里，这样的政府权力不大？北欧的政府管着他们的每一个公民一直从生到死，这样的政府会是小政府？事实是北欧国家的公务员占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强。如此大比例的人力财力集中到政府手中，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世所罕见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北欧最符合赫胥黎所说的邪恶的集权社会。如果大家都不认为北欧是邪恶的，那么我们就由此可证，集权不是邪恶的。邪恶的是没有边界的权力，邪恶的是没有制衡的滥用权力，邪恶的是没有监察的以公谋私。哪怕是号称分权的美国，纵观其历史，也是一个司法立法和地方各州市的权力不断向联邦中央行政总统集中的过程。所以人类需要的不是放弃有效且高效的集权体制，而是制定健全的法律明确权力的边界，有力的监察，让权力在阳光下透明运作。至于工业化同样如此，如果还有人对工业化之于人类的作用和重要性有疑问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处在不同的次元，没有作无谓争论的必要。人类需要做的不是放弃工业化。而是想办法解决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马克思所说卓别林所演的工业化对人的异化。我不知道如何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尽量避免破坏环境。至于工业化对人的异化倒是已经有了部分解决的办法，一个是通过制度来减少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增加工资收入和福利保障以提高劳动获得感；另一个是用机械化和智能化来完成重体力的、危险的、重复的工作。
也许赫胥黎想谈的是关于平等和自由，但在我看来只有在首先实现秩序与富足的前提条件的框架内才能谈论平等与自由。否则就像一个奴隶成群的贤哲在教导人们平等与自由。在赫胥黎发表《美丽新世界》的1932年，世界上大多数人还生活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们大多温饱都难以为继。这让我想起前几年，在我们这个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千元的国家，大多数年轻人还在年年996，连谈恋爱都没时间，我们的前首富让我们的年轻人立的那个小目标。
囫囵吞枣地翻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其实我并没有看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他想要的又到底是什么？只是我自己有了以上的感想。谨记。
写完上面这些本该结束了。心里突然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崛起的答案。为什么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常常让很多国际贤达国内公知的中国崩溃论被狠狠打脸，让很多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失效。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人和所有人类一样在为实现秩序与富足的历程中，早早就发现了集权才是解决秩序问题的最好办法。并且在几千年反复分合的历史中，被无数最强大的人和最聪明的头脑不断地验证淬炼，最终融化在了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成了我们的共同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很多我们至今沿用或借鉴的有效制度，比如科举、流官、郡县制等等。亨廷顿认为传统政体和现代政体的区别，就是政治现代化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权威合理化即主权在民，关于民本主义在中国悠久的源流，翟东升教授在《货币权力与人》这本书中有系统的论述，其中非常著名的是孟子的那句“君轻、社稷次之、民为贵”。但中国主要是在文化上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并没有太多具体的制度安排，至多不过如朱元璋的上访制度。第二个是结构分离就是划分政治职能并用专业机构执行，如法律、军事、行政等。而我们早就文武分离且有三公九卿、三省六部等专门机构。思想与实践都有，只是不够精细。第三个是大众参政就是社会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这个是我们比较短板的地方，但我们毕竟有科举。虽然个人的参政难以代表集团的利益，毕竟聊胜于无，比完全被贵族或者僧侣或者军人把持要强的多。所以中国在政治现代化之前其实已经具备大半的条件，且在古代把中央集权推到了当时条件所能达到的最高处。而现代政治特有且核心的组织形式是政党。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中国国民党创建了中国现代政治的上层结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底层结构并将两者结合。且在建国后历代领导人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工业化，这个过程同样充满了曲折反复，有巨大的成功也有无数的血泪教训（详见温铁军的《八次危机》，虽然温教授想讲的不是工业化而是三农。）。于是中国——这个矗立在东亚的庞然巨物，仿佛曾经的泥足巨人，虽然早已有一些类似现代化的制度和思想准备，却依然经历了无数的腥风血雨和开膛破肚，才把以政党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体制这个更坚固的骨架和工业化这颗动力无限的强大心脏装进自己的身体。从此中国脱胎换骨，就像站在大地之上的泰坦，无人可以阻止他的崛起，无人可以战胜。（叶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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