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妹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
对于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恐怕会有人认为这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不可否认，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却觉得没有谁生下来便是恶贯满盈。比起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我更偏向宋明理学的＂性无论＂，也可以说成孔子的＂性相近＂。一个人的性格心理受他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我不是为晋灵公作辩护。晋灵公的恶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想说晋灵公这么做会不会有其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这只是一个不成熟的猜想，暂且按下不表。
但对于晋灵公这样的人似乎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无论是分封制还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致病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暴政苛政就一定会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有时还会有敢于弑君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家人的生命为代价，却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对此，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假使先秦时期有的诸侯国国君残暴荒淫而臣子冒死直谏，那么是什么动力支撑臣子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这么做呢？
对于汉及汉以后的朝代，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熟读经史的世人阶层以仁义道德为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为许。可是汉，以前呢，尤其是先秦时期，春秋战国呢？分封制宗法制逐渐破坏，礼乐不自天子出而自诸侯出，社会动荡。。。究竟是什么原因？支撑他们这么做的呢？
有人说是因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和绝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这话有理，但我个人认为这话更适合于如赵穿般敢于弑君的勇士，却并不怎么适合于如赵晋般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因为这话更倾向于＂破＂，而赵晋这样的臣子更倾向于＂立＂，倾向于通过改正国君的错误来使国家富强而不是杀死国君。
我认为其原因有三。
其一。分封宗法制强调的维护正统封建等级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宗法并不是一下就完全崩溃的，其破坏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在春秋战国尤其是春秋时期，这一制度的影响肯定还是很大。如《晋灵公不君》里的赵盾，晋正卿相当于首相，是传统奴隶主贵族这一制度对他的影响是自小开始的，即使受到了时代的冲击，也决不会轻易消亡。所以他骨子里肯定还存有维护封建正统的观念。晋灵公即使再暴虐不堪也是晋国封建正统的国君，所以他劝谏肯定也有维护封建正统这方面的考量。
其二。教育现实局势内心道德三者共同作用。因为先秦时期能够做官，并且能够有资格在国君面前直言进谏的，大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管是传统的奴隶主贵族还是新兴地主阶级，教育才是阶级间最大的差别。一个目不识丁的人根本不会有这个机会。而教育会启发思想，一个臣子在面对国军不务正务荒唐暴虐。肯定会思考＂我要不要上书劝谏＂。如果上书劝谏一方面是品德高尚内心的国家责任感使命感使他不畏牺牲希翼国家富强，另一方面却是客观局势的逼迫。先秦时期局势动荡诸侯争霸。一个国家的国主，如果不思进取变革而却荒淫暴虐，臣子再不加以劝阻那么最终等待这个国家的必然是灭亡。在劝谏的时候，臣子并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成功，但要是如果不这么做最终结果是什么？稍微有点儿政治素养的臣子心知肚明。就算劝谏之后国君仍不听劝阻而国家最终灭亡至少臣子问心无愧。反之肯定会有臣子想，我的国家灭亡是否因为我看到国君错误后没有直言进谏呢？在日复一日的道德拷问下，没有臣子能够坚持住。
其三。根植于炎黄子孙心中的民族精神，这民族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大一统精神＂。当然这大一统不是汉武帝为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而是那种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遭遇了什么，无论过的怎么样，我都希望我的国家可以统一，民族可以富强的大一统精神，这种精神是支持臣子可以直言上谏的最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臣子的直言上谏从不是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热。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刘钰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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