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爱国学者，他被后人尊为有清以来的开国儒师。在今天的昆山市亭林公园内，入正门后，即可看到一座顾炎武的高大威严的全身雕像，而在雕像侧边的一面墙上，赫然镌刻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这句话在华人世界中耳熟能详，它是近代中华儿女爱国主义思想的浮浆，曾激励着无数的先烈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顾炎武已逝，它的雕像也会被岁月腐蚀，但这句话却有着不朽的精神价值。
顾炎武诞生于昆山千灯的一个名门望族家中，从小就过继给已经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十四岁时考中秀才，但在此后却屡试不中。当时的明王朝已经衰颓，士林充斥着空谈“性理”、不达政务的空疏学风，顾炎武认为当时僵化的科举制度是造成这种学风的最大原因，遂在他27岁那年，做出了放弃科举考试的决定，但放弃科举考试后的顾炎武，即刻陷入了族人争夺家产的数年官司之中，这让顾炎武十分苦恼，然而更大的不幸却接踵而至，这一次的厄运不仅关乎他个人甚或家族的安危，而是明王朝的亡国之痛。
明崇祯十七年，清军攻入北京城，开始了清王朝的统治，一个北方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这给当时的汉人以沉重打击，顾炎武的嗣母绝食十五天后殉国，而以“孝悌忠信”为立身之本的顾炎武毅然投身到抗清复明的活动之中，他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意图联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然而南京的弘光帝和后来偏居闽浙一带的隆武帝的势力先后被清政府瓦解，顾炎武开始意识到清王朝的政权已定，时势已不可逆转，他愤然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精卫”诗，在这首诗中，他把抗清复明的活动比喻为精卫填海，这是何等的悲怆。
经过抗清复明活动的失败后，顾炎武也已人到中年，他的前半生几经磨难，但他没有就此安度余生，而是毅然走上了一条北上求学的漫漫长路，他变卖家产，剃发北上，开启了他人生新的理想的篇章。
我们要了解顾炎武新的人生理想是什么？读他的著作《日知录》就可以找到答案，他在《日知录》中振聋发聩地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从这段话中，我们读出了顾炎武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已经不在局限于“华夷之辩”、也不在局限于“家天下”的忠于一姓王朝的爱国思想，而是把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奉为己任，他所认为的天下是中华文化的人文天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进一步阐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把天下的权利赋予了天下人，保天下不再仅仅是王侯将相的事情，而是天下普通人都有的责任和使命。
的确，顾炎武对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批判了当时的心学末流空谈“心性”、程朱理学空言“性与天道”的流于禅释的弊病，提出了“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他还大胆怀疑君权，提出了具有朴素民主意识的“众治”的主张；并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为学宗旨和做人之道。他所提出的“博学于文”是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也是这样亲身实践的，顾炎武的后半生足迹踏遍了多半个中国，九州历其七，他寻访各地的史志图书，查看民生风俗，与各地的学者探讨国计民生，留下了《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近六十部著作。
其实中国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得到了读书人的重视，部分人开始寻求国家中兴的尝试，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是保护清室的尝试，此后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孙中山先生在万事不备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民主共和，袁世凯在窃取政权后，就急忙依附帝国主义，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先生愤怒地写下了《痛定罪言》一文，文中他将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思想用白话文概况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从此以后这句话在华夏儿女的心胸之中激荡，更加热切地探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出路。
袁世凯也终于在护国战争的四面楚歌中死去，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结束了北洋军阀乱政的时局，但蒋介石统一全国后就放弃了国民革命最为重要的反帝任务，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在此后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已经度过了百年华诞，在以后的征程中，我们仍然以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铿锵之言为前行的动力。顾炎武已逝，它的雕像也会被岁月腐蚀，但这句话却有着不朽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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