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云：文如其人。文章如同作者的为人，这是从古至今被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公理。“文”确如其“人”吗？”元好问曾作《论诗三十首·其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怀疑。其实不需元好问提出疑问，现实已经映照出了“文如其人”的真面目，它并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使文章完完全全符合写作者的“人设”，它是一种写作者的自我要求，是写作者的“圣经”。
首先，“文如其人”具有主观性。天下文章，风采各异，没有一篇是相同的，那么作者也是，就像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那么，“文如其人”便不会是一个客观标准，每个人的标准都不统一，而且绝不会都“如其人”，因为世上下三滥的文章很少，但是下三滥的人一点不缺，显然文风与人一一对应是绝不可能的，因此说明“文如其人”是文人对于自己的为人要和文风基本一致的自我要求，就像一把尺子，他们用“文如其人”在心里丈量着自己。
其次，“文如其人”具有假设性。所谓假设性，就比如假设某水果是甜的（而它实际上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酸的，只是暂时得不出对于事物正确的判断而倾向于某一判断），就是假设性。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于一名文人而言，仅仅是读过他的诗、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了解他的人生，在此之后才算认识他这个人。人们虽常说“文如其人”，连孟子都认为文章看不出一个人的全部，可见“文如其人”是非常有局限的。有人会问：那历史上的确有许多文章风格如同写作者性格的例子呀？这不是“文如其人”吗？不可否认，确实是的，但这不足以代表“文如其人”就是对文人的客观标准，既有“如其人”又有“不如其人”，两种情况并存，这恰恰说明了这是文人的自我要求，既主观又假设。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有言在先：“吾人对于一人之哲学，做历史的研究时，需注意于其时代之情势，几个方面之思想状况。”如此看来，要研究一个作者，见出其人的人品风格，不能只看到他的作品和思想，作为、言行等也必不可少。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冯化成，作为一名北京诗人，以其独特的诗风吸引了一个个女青年的青睐，婚后的他却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最后落得流亡海外的下场。他的文风必定上乘才能有一个接着一个的追求者，但是他狂妄自大、自甘堕落、见利忘义，最后流亡海外，不得不令人唏嘘，这就是“文如其人”吗？老舍《四世同堂》的丁约翰，写得一手漂亮的洋文，却是“把心都卖给洋鬼子”的洋走狗……可见居然连近现代的作家、思想家也对于“文如其人”有不自信的表现，作者既可以如其文风，也可以不如，假设性的证明如此更加稳固，而“文如其人”仿佛就要站不住脚了。
其实，早在孔子时期似乎已经提出过类似于“文如其人”的说法了。儒家名之“正名主义”，即“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虽然是在政治领域对天下人之要求，可是孔子的正名主义内涵就是以名之定义，为吾人行为之标准，则可以此推得，若为文人，不但必行文人之事，而且必须符合自己的“文”的规范，“挫万物于笔端”所写之物也要符合其人的身份，这也是圣人对天下所有人行为规范的约束，是以“礼”积极地规范，而属于天下人的文人自然也在其中。
综上所述，“文如其人”其实是作为为人的一种自我规范、要求，并不是“写什么文像什么人”这么简单，对于作家也不能期待太高，毕竟“文章宁复见为人”。在当今娱乐至死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撕裂如此严重的时代，由于文章风格大体上的确定性，“文如其人”的精神更加彰显出可贵之处，毕竟谁都想要一家为民喉舌、执笔倜傥的报社，谁都想要一个不毁童年的偶像，谁都想获得身边人对自己更多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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