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无异奴性催化剂，各朝各代程度不同而已，李唐相对宽松，其他各有千秋。
简单说，老朱兴文字狱多与个人攻击有关，比如老朱的出身、老朱曾经的职业、老朱的发妻、老朱的后宫等等，之所以称之为文字狱是因为无论作者有没有这层意思，只要犯了忌讳就会死掉。所以为了保命，官员们大多比较忌讳，京城高官们少有“中标”，多是外放官员同样的错误，不同人犯了很多次，结果都被干掉了。
老朱一样具有门阀思想，在意自己的出身，否则就不会想到与朱熹攀亲，无非是想要个光鲜的身份做依托。其实类似“我本淮右布衣”，虽是自信、自豪的一句话，但老朱也有自卑心理。这种话老朱自己是没少说，但是仅限他个人感慨呦，别人说了他就会怀疑有揶揄的成分。
大清文字狱的特性是凡有不利族群统治，必须从重法办，程度、手段和范围远超大明，兼有禁锢思想的作用，其实雍正帝所说所做都挺靠谱，但是大清其他皇帝就没有他这份淡然和自信了，乾隆帝刚上台就遣人废版，这是比较跋扈的做法，意思就是解释什么，不服凌迟。
大明也好，大清也罢，文字狱的出现都源于心态上的不自信，一是针对个人，二是针对政权，在封建社会环境下，如果查实的话，论罪并不算过分，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法办的话，那冤案就太多了。
尤其大清治下的文字狱，当时的文人感叹，毫不夸张的说，只要写了东西，牵强附会之下就没有查不出错的。
比如：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概意思就是有朝一日我要飞上天啊！乾隆：你还是先入土吧。
“明朝”和“去清都”，乾隆觉得用词不当，要杀，看来乾隆帝对自己的诗词水平心里也是没数，非说“明朝”改成“明当”比较合适，为什么要“去”（除）“清都”？“到清都”才好嘛，其实“到清都”也是个死，完全可以类音解释为“悼清都”或者“倒清都”。不过“明清”放到一起说，徐述夔确实不智。
再以武英殿版《明史》为例，即便一字不差也能论罪，只不过是官修著作，而且乾隆是最高“监理”，没人找麻烦罢了，相对来说大明的文字狱风险比较容易规避，脑子和记性不太好的除外，至于某些朋友说文字狱影响明代文学发展，那就有点扯了，不至于。
老朱的忌讳有几个字：
则；以身作则之意。比如“垂子孙作则”这本是夸赞老朱，但到老朱嘴里成了“贼”，这明明就是调侃我当过红巾军，杀掉。
生；睿性生知，取“聪明睿知，生知之质。”也是正面意思，老朱偏要理解为“僧”，难道都是口音问题？在他看来，这明明是揶揄我做过僧人，杀掉。
取法；取法像魏，老朱理解为“去发”，这明明是恶意影射我艰苦奋斗的职业生涯。
类似的还有“有道”→“有盗”，“帝扉”→“帝非”，“殊”→“歹朱”。
还有些忌讳就是宫闱方面，老朱严重不欢迎讨论，比如“夜探宫禁有谁来”，俺家后院你探个屁呀；
“夜夜哭征夫”，影射老朱秦皇暴政，不理民间疾苦，兼之动摇军心。说实话，陈养浩死得不冤，作为大明官员应该有点觉悟才对，当兵从军这有什么可说的，没有军人保家卫国你还有命喷天喷地？
包括孟子，老朱也没放过，凭什么民贵君轻，直接把孟子的神位丢出孔庙，后来钦天监报告文曲星黯然失色，老朱也怕天罚所以又请了回来，但是孟子的著作被大删特删。
到了朱棣这一代又有所延伸，比如方孝孺的著作肯定都被列为被禁作品，人忤逆，思想、读物也不允许传承，但此举与其他文字狱稍有不同，严格意义上来讲，甚至不算文字狱，其他都是因文获罪，方孝孺则是因罪禁书，方向相反。
其他还有蔑视正教（儒学）或教言与之抵触的，或者怪力乱神、蛊惑人心，不务正业对学子产生不良影响的，再有就是党争读物，比如孙之獬为之痛哭的阉党著作“三朝要典”等等。
明代文士大多自由奔放，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干，比如清初哭庙案，放明朝根本不是事，养成习惯以后，到清朝就是必死的结局，明朝封禁一本书，结果往往是越禁越多，读书人就是那么有个性，本来不知道的，听到消息也要抄录保存下来，生怕“思想”断了根，明廷对于禁令的实施也缺乏一贯性，属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状态，而且倒霉的大多是官员，对官文、贺表影响较大，其他相对宽松。
如果大清是蓄意杀人的话，大明就是胡乱杀人，比如《正旦贺表》、《贺万寿表》、《谢增俸表》等等，一般来说都会恭维皇帝为万世表率，子孙榜样，道德楷模之类的话，“则”、“以身作则”在文意上根本没有过失，这些词也不是大明特有或官员自造，都是由古籍中引用而来，以前并没有什么忌讳，到了明朝老朱偏要理解成“贼”，这算是自己找骂吧······可是老朱没有想过，你非要把“贼”的恶名揽到自己身上，也就难怪别人说你“以身作贼”了，你自己也变相承认了呀。
老朱出身寒微，内心再强大也有自卑的一面，当这种自卑心理与极度的自尊心融合在一起，并赋予他天下最大权力的时候，后果不堪设想，疑神疑鬼的总以为别人看轻他，然后疑神疑鬼的杀掉很多人，说实话，老朱的文字狱大多都算得上滥杀无辜。历史达人，优质原创作者·古今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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