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买票看电视

看电影要买票,大家都知道,看电视还要买票?不是题目写错了吧?
没有错,那年,也就是1977 年年末,当搞副业之风悄然抬头时,在关里当铁匠的父亲,就被东北一个乡村的生产队长——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请到了当时叫红星二队的地方,担任生产队烘炉的掌钳师傅,我们一家也就随着迁到了东北。
1978 年的春天,虽然国家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可许多大队都偷偷搞起了副业。当时,烘炉是众多致富门路之一,主要是给一些国营企业加工一些配套的零件,说不上多么红火,倒也能增加不少的收入。记得,1978 年的一年下来,每个工分的分值就从原来的0.25 元,涨到了1.25 元,集体、个人收入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为此,当时省里办的《红色社员报》还专门刊登了红星二队靠烘炉过上红火日子的事迹。有的社员听说别的地方买电视,就提议生产队也买一台电视。生产队收入上来了,队长也十分高兴,再听社员这么一撺掇,当即进省城托人买了一台9 英寸的电视机。电视机买回来的那天,正是腊月初八,不但生产队放了一挂“大地红”的鞭炮,有些社员家也把压箱底的鞭炮倒腾出来放了一气,把小村提前拉进了过年的气氛之中……
电视机买回来了,但问题也来了。电视机放在哪呢?大伙咋看啊?就那么一台小电视,放在哪才能保证大家都能看上呢?开始,有人提议做个大架子,放在露天的高处,让大家像看露天电影一样看。可是,负责放电视的生产队电工小黄说了,没有那么长的电线连接电视,即使有,这个季节是冬天,天天让大家冻得发抖地看电视也不是回事,就是电视也受不了啊。“这玩意儿娇性啊!”小黄煞有介事地对大家说。
当时,整个生产队就小黄一个人懂电视,他说啥是啥啊。后来,生产队长发话了:“就放在生产队吧。那疙瘩暖和,电视保证冻不坏。再说,那屋子也不小,炕上炕下的能装不少人呢。”可紧接着问题又来了:那屋子是不小,可不能把全生产队70 多户、200多人都装下啊!
那咋办呢?最后,是生产队总在外面闯荡的采买员出了个主意:“人家城里的电影院,谁进去都买票,咱们也卖票吧,票价也别高了,意思意思就行,主要是每天限量卖票,屋子能装多少人就卖多少张票,这样看电视的人不就正好坐满屋子吗?”“中,就这么着了。”生产队长,人称“冯大巴掌”的冯队长,大巴掌一拍,这事即定下来了。
电视票由生产队会计负责制作。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不同颜色的纸裁成若干等份,正面用钢笔写上“电视票”三个字,背面再盖上生产队队长的名章,就算是一张有效的电视票了。为啥用不同顏色的纸呢?就是防止重复使用,每天换一个颜色。每张电视票定价为2 分钱。每家每户不能说每天都能舍得去,最起码每个礼拜去看一次,还是买得起的。为了防止在售票和收票中作弊,收票和售票是由生产队的几个人轮流换岗。
每天负责放电视的当然是生产队电工小黄了。他还担任着另一个重要任务——在每天电视演到最后预报节目时,把第二天最精彩的节目,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纸上,贴在生产队门前,让社员们有选择性地买票。
以前只看过露天电影的社员们,从来没看过电视是什么样子,谁不想看看新鲜啊。原来都寻思社员们舍不得这2 分钱的电视票钱,哪知道,每天的电视票一开卖,就早早地被大伙抢购一空。可不是吗,电视买回来的时候,正是东北农村猫冬的季节,大伙都闲得没事干,这电视谁不想看啊。买不到的,也没办法,只好等第二天再说,有的实在想看,就在电视开演时,趴在生产队的窗户外头听声——东北冬天的窗户全是霜啊,想看里面也看不到。至于我们这些小孩子呢,就盼着大人啥时心情好,格外开恩能让我们奢侈地去看一回电视。
但小孩子好奇心实在太强,大人们开恩的时候又少之又少。于是,这帮嘎小子便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开始琢磨着自己动手做电视票。彩纸在学校做墙报时,可以偷偷地留一些,字也好模仿,反正会计的字比我们小学生的字也强不了多少。最难弄的是生产队冯队长的印章。后来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想出了办法——把画图画的蜡笔削尖了仔细地画印章。有时,我们的同班同学——冯队长的儿子还能趁他爸爸喝醉时,偷摸盖上几张。
特殊年代产生的电视票,在那个小村一直存在了三四年,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逐渐富裕起来,家家户户陆续买了电视,电视票才最终完成了特殊的历史使命。
那个9 英寸的电视机呢,也想作为生产队的财产,分给社员,可已经没人看得上这个9 英寸的小家伙了,人们早就开始瞄准14 英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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