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受众决定的。
事实上不止读者，文学的出版、评论也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尤其是近代文学。
原因很简单，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整个欧洲人口大幅度提升，而且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
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从1831年的一千四百万增加到了1851年的一千八百多万，其中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这就为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小说这个行业，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前，即使是莫里哀这样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大师想依靠写作挣钱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原因也很简单，受众太少了，只有贵族。
所以莫里哀一辈子都想写悲剧，结果不得不根据国王的要求写了一辈子的喜剧。
但是，工业革命后报纸的迅速发展使得欧洲文人靠写作生活成为可能。
当然这一潮流首先出现在英国，之后随着工业革命蔓延到了整个欧洲。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19世纪中叶，整个欧洲范围内女性受教育情况都不是很乐观，不止底层，甚至不少中产阶级女性读写能力都比较堪忧，这就造成十九世纪文学整体偏向男性。
女性作家对爱情的角度以及感受、描写很难满足这些男性读者的需要，也很难被他们接受。
不过简·奥斯丁是个例外，因为她写的钓金龟婿故事，而且简·奥斯丁很讨巧的把女主角放在了一个相对弱势的角度，说实话，十九世纪的女权运动还只是希望让女性受教育情况有所改善，让女性拥有投票权这一类的事情，女权主义者还顾不上批判简·奥斯丁小说里女主角太过于弱势。
而且简·奥斯丁写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虽然表面上看是纯然满足女性读者的YY，但是以男性的角度来看，依然是一个恭维英格兰乡绅，“你们这么有钱还这么可爱”的吹捧性作品。
女主角没钱，不漂亮（至少不扎眼），但是有才智有思想还有独立的个性，所以即使被男人拿来看也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虽然简·奥斯丁本人终身未婚，可是她在她小说里对婚姻与爱情的描写却极少离经叛道，以《傲慢与偏见》为例，简·奥斯丁笔下女主角婚姻选择对象是完全符合当年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择偶的想象的。达西先生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小李子”。
简·奥斯丁这么塑造人物其实是很好的迎合了男性读者的，所以马克·吐温才会风趣的说：“每次读《傲慢与偏见》，我都想把奥斯汀从地下掘出来，用她自己的小腿骨抽她一顿。”
你以为这是马克·吐温恨简·奥斯丁？
不是的，只是简·奥斯丁的小说恰好搔到了马克·吐温这个男性读者的痒处，让马克·吐温对简·奥斯丁有一种亲昵的感觉。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简·奥斯丁在当时为了迎合男性读者，又为了保持自己的格调还是煞费苦心的。
另外，我们公正来说假如有一个十六七岁的19世纪男人或者男孩，想看爱情小说，他会想看一个女人写的“老娘今天在王宫广场买帽子的时候看到一个外省小哥儿正从公共马车上往下搬行李，那箱子可真是太破了，那帽子充满了外省的俗气和夸张，但是，嘿，那个小家伙的皮肤真白，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因为天热软软的趴在他头上，这样的小马不贵，我一年花5000法郎就能为所欲为了”？
我觉得他们显然是不想的。
即使真的是这样的小哥儿，他也更偏向于接受从男人角度写的同一个故事：
“我今天坐了一天的没有减震弹簧的驿车才终于到了巴黎，巴黎的臭气和传说中一样凶残，我往下搬行李的时候一个贵妇人坐在敞篷马车上看我看入了神，她肯定不知道我从她马车上的纹章判断出我们两家多少沾点亲戚，如果我下周去她府上拜访，不出两个星期我就能给她老公送上一顶墨绿色的帽子，然后从此进入巴黎上流社会，若干年后当上国务秘书”。
所以，十九世纪的文学视角是男性的，它能接受男性心理中的不道德和想入非非，但是绝对不愿意接受女性角度的不道德和想入非非，它把女性当作猎物，当作奇迹，当作恩赐，甚至可以把女性当成神，但是绝对、绝对不能接受女人也是人这个简单的现实。文/美好年代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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