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陷入无力 始于人没有信心指证真实

征文网 2016年9月19日14: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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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北村;原题 :文学的“假死”与“复活”

若干年前,我在一次关于文学是否会死亡的电视辩论中疾呼:文学不可能死亡,因为它意味着人的灭亡。那是一次无法展开和深入的辩论。今天我重拾话题,我要说的是:文学的载体和宿主已经死亡,文学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越来越少的人阅读纸媒体上的文学,人们只关心诺贝尔奖的奖金是否用于作家还债。读者大量吞咽动漫,海量汲取资讯垃圾,这是浏览而非阅读,民粹化的网民在网上喷射唾沫,无论作者和读者在狂欢后却陷于更深的孤独。文学真的边缘化了,这是世界性的困境。试想,一个连信仰都不再尊崇的人类,还会相信文学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确实“死了”。人们不再相信统一的知识,也不再用统一的价值来解读这个世界,割裂成了一个基本特征: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没有断案,仿佛延展无限可能,实际上尊崇的是偶然法则。如此,便无法整合世界的图像,人就碎片化了。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卡夫卡关于“人是甲虫”的第一声宣告开始,文学就开始陷入无力,因为人再没有信心指证和呈现真实,一只甲虫是无法了解人的世界的。接下来除了有三次典型的垂死挣扎:海明威斗大鱼的幻觉、福克纳的“苦熬”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至此,文学正式终结为一个神话,意味着它不再干预人类、而成了与人类无关的聒噪。英语的荣耀和力量永远地失去了,只好尴尬地以拉什迪等殖民化语境的英语创作来试图恢复这种光荣记忆。文学成了文物,或者影视改编的母本。文学如果真的死了,那么,继续创作和阅读的意义在哪里?

当今文学的境遇到底如何?我的创作开始于中国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最复兴的八十年代,在世界性的文学已经式微的时候,中国却出现诗意盎然的理想主义黄金时期,是一种特殊错位。我作为所谓中国先锋作家之一登上文坛时,以一批“者说系列”加入了这场文本狂欢,代表性的作品如《聒噪者说》,它描述了语言的歧义导致真相沦陷的秘密过程。实际上当时的我并没有西方正在经历的所谓“异化”体验,我只是在文本上体验,但这部小说却像预言一样准确地描述了今天我身处的境遇——语言无法叙述真相,所以失去了前途。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语言即历史,文学即预言。但这场狂欢难以为继,进入九十年代,我被自己描述的这种无意义的聒噪彻底淹没和解构,以至于几年写不出一个字来,完全失语。直到九二年我进入信仰,才重新获得信心和能力来描述我的存在,一种狂喜直接导致了《施洗的河》《玛卓的爱情》《水土不服》和《张生的婚姻》等作品的问世,它用一种从信仰而来的神圣光辉穿透世道人心,我第一次进入了人性内部观察它的纠结和挣扎,我相信人是无法仅凭着有限的人性能够洞察另一种人性的,好比有两个茶杯放在桌上,让一个杯子说明另一个杯子是荒谬的,除非造它的人愿意告诉他。随着信仰道路的艰难挺进,我发现人性空前的复杂性在超越性力量介入时,会呈现同样复杂的过程和难度,就是说一个作家如果以手写我心的话,他必须首先在自己的信仰道路上有一种个人史,才能描述人性在圣化过程中的所有难度,而信心又不因此被摧垮。我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是《周渔的喊叫》,日后改编为电影《周渔的火车》,已经基本脱离小说的本义。这个时期的我在信心道路上正在接受试炼,所以周渔的精神困境被放大了。我意识到这种试炼几乎影响到我的信心,于是我创作了《望着你》这样的纯爱小说来安慰自己,但几乎同时我又写了《玻璃》这样描绘个人在追求终极目标的巨大困难的小说来否定《望着你》。我是多么矛盾!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可能只是一个器皿,我的个人如果不再以光和盐的方式存在于世界,我的所有追问和纠结不但没有意义,还会被心思缠绕以至于陷入黑暗,最后令我信心陷落。这次的转向如光刺透黑暗幕帘,直接导致了《公路上的灵魂》《愤怒》和《我和上帝有个约》的写作。我现在确信,我是一个器皿,有生命的管道,我用我的信心而非聪明和才智解释我面对的世界。从我十六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近三十年的创作我唯一能告慰自己的是:我的小说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个人体验,所以,我从来不曾因失语而结束我的创作,我会一直写下去,从不担心写不出或没东西可写,因为我写的是我自己,江郎才尽与我无缘,因为我从来不靠才华写作,我的写作皆来自启示和试炼,它与我个人寻找终极价值的道路紧密相随,以至于它成了我的个人史。

好了,当我雄心勃勃有了足够的准备要写我的个人“巨著”时,世界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不再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份,人们沉溺于上网浏览、动漫游戏和廉价剧集,读文时代结束了,读图时代开始了,技术时代的所有特征一一呈现。这是真的吗?人们似乎对文字厌倦了,语言的美感不再是一种魅力,反而是一种伪饰,生活的无趣化使奇迹不再有,所以人们只能接受神奇的文本(如高科技大片和玄幻小说)试图敲醒昏昏欲睡的神经,以描述真实生活经验和心灵的文学就此死亡,这是真的吗?我的朋友朱大可一度有这样一个观点:通俗文学占有空间,传统文学占有时间,现在他和我都认为,甚至传统文学连时间都无法占用,文学已万劫不复地消逝了。可这是真的吗?我不相信。因为文学若真的死亡,人类的末日就来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后来朱大可修正了这个观点:文学并没有死亡,只是“蝶化”了,死亡的只是它的载体,它正在寻找新的寄主。我部份同意他的观点。文学是一个幽灵,在人类的第一个时期,它的寄主是说唱和吟诵。第二个时期是书写和阅读,主要表现形式是小说,小说艺术十九世纪在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身上发展到了顶峰,然后开始衰退,整个现代主义就是见证过程和解构过程,这就是六十年代后西方再也没有出现伟大小说的原因。第三个时期就在今天,文学进入了“看”的时代,文学会藏匿于各种新的媒介之中,就像甲流病毒一样,与宿主共存,继续显示它的存在和力量。成功的范例如电影《魔戒》。但我对此质疑的是:神奇的话语方式,能否准确叙述生活和生命的本质?是否消解真实?真实若不存在,力量的哪里?是否只存有震惊效应?所以我的结论是:文学不会死亡,“蝶化”写作和安静的传统写作会长期共存,后者面临失去读者的危机,但坚持的作家只为自己的见证而写,今后的写作都是面对祭坛的写作,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写作,它成为了一种心证,是向信仰交代的。这就预示:今后的作家若没有信仰是绝对写不下去的,即使写下去,也终会淹没在自己黑暗的自言自语中。当然同样地,我也相信一定会有一批智慧的读者,坚持读真正的安静的文学,他们不再仅仅是读者,他们也是作者,将和作家一起见证这个转变的时代的心灵镜像并创造新的历史。事实上多媒体和网路的运用并没有使人性提升,除了有限的资讯优势,更大的病症被显示出来:人们被淹没在资讯大海中变得无力、渺小和无所适从,失去了选择的依据;图像的单一性抑制人的想象力使人逐渐愚钝甚至白痴化;因为无法获得心灵帮助而愈发空虚,虚拟世界使人无法分辩真实而变得冷漠,情绪就走向颓废;碎片化让人无法整合统一的知识从而放弃终极价值,意志于是消沉;人可以在网络通达世界任何地方,人却更加孤独,因为一切都是虚拟的。

那么,最后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就是能有效抵抗孤独的“最后的贵族”。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发生变化,他们只相信内心所显示的真实,正如典籍中所说的:信,是一切所盼望之事的实质,是尚未到来之事的确据。他们是靠“相信”而非“眼见”判断真实和未来,这是真正的浪漫主义,也是理想主义的本质。他们和作家共同创造真正的“奇迹”,而不是“奇人异事”。所以,文学并没有死亡,它只是“假死”,它在这样的作家和读者合谋下“复活”了。我的作品就是为这样的人写作和预备的。相信文学,相信语言,因为只有语言,是意味深长的。

北村,中国作家,男,生于196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为中国先锋文学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小说《施洗的河》《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周渔的喊叫》等,获2006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小说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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