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一期我们在《110年，我们仍在补文学史这一课》一文中，介绍了最近翻译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一书。最近，书乡周刊采访了本书总编梅维恒先生（Victor H. Mair）。梅维恒出生于1943年，是著名汉学家、敦煌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
书乡周刊：您在引言里写道，“希望这本书能够纠正认为中国文学贫瘠、奇怪、单调的习惯性偏见，因为，中国文学史和地球上的其他文学传统一样丰富多彩，活力四射”，这种“偏见”，是针对现在西方普遍的看法说的吗？
梅维恒：这种观点在西方其实并不普遍，但我们总会时不时地遇见。我希望人们不要再对中国文学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念。
书乡周刊：这本书编写了十年，在其写作过程中，是否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
梅维恒：当我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注：这部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还没有方便的互联网交流、文件共享以及纠错能力，所以我不得不通过写信的方式来和为数众多的参与编写者们保持联系。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也增加了作为主编统一规划的困难，削弱了编写过程中的活力。确保每个人都能遵守统一制订的写作标准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书乡周刊：这本书主要是面向西方学生、大众读者去介绍中国文学史，而且主要是古代文学史，必然会有一些来自文化背景的理解障碍，在编写中是否有想办法去解决？
梅维恒：当你尝试把一种文化的文学遗产介绍给其他文化的成员时，这始终会是一个问题。在编写这本书时，我们在序言和导论里先行厘清了各种概念，也有着丰富详尽的注释，以及不同章节的作者在呈现材料和论据时，都尽量使用了明白晓畅的语言和风格。我相信我们成功地克服和解决了这个难题。
书乡周刊：《哥伦比亚文学史》的体例非常特别，和我们通常所见的文学史很不相同。它打破了朝代的隔断，以主题、文体来进行论述。确立这种体例的原因和好处是什么？
梅维恒：总是阅读那些按照朝代来划分的中国文学史，是非常无趣和陈腐的。用政治事件而不是用文学自身的特征和品性来对文学进行划分是非常武断的。毕竟这是一部文学史，我想保持对“文学”的直接关注。
书乡周刊：第一编“基础”非常有特色，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学中提炼出了一些有趣的主题元素，比如“超自然文学”、“幽默”、“文学中的女性”，以及文学与经学、哲学、宗教等的关系等等，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很多也是非常新鲜的切入点。为什么要在开篇设立这样一个部分，其中的内容是如何确定的？
梅维恒：我在“基础”这一编中辨析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诸种不同方面，是因为我想让读者们对中国文学的整体生态有一个牢固的概念，以及对其不同组成部分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这些主题元素中的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在关于“什么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重要元素”这个问题的理解中得出的结论。这种分析范式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中其实也是相当典型的。我们一直尝试去弄明白大量的文化现象，而这需要大量的思考和赋予其概念。
书乡周刊：您一直很关注语言问题，第一章《语言和文字》也出自您手。在一部文学史前面先论述其语言问题，令人感到很新鲜。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梅维恒：中国的语言学状况是非常特殊的，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方言，并且汉字在现存的书写系统中也是如此独一无二。对于中国以外的人们来说，很难理解中国的语言和汉字是多么深广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语言和汉字是所有诞生在中国的文学的最为坚实和基本的基础。
书乡周刊：这本书也同样非常关注宗教问题。在中国，儒教、道教、佛教形成了多种力量，关系相当复杂，在编写中是如何去处理的？
梅维恒：当处理宗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作用时，我们会对各种各样的作家、体裁、文学运动以及具体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个非常切近的考察。其实这些宗教不仅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还有伊斯兰教、民间信仰、萨满教、摩尼教等等。
书乡周刊：在整部书里，现当代文学占的比例相对是很小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量？
梅维恒：中国文学史有3000年，如果我们把这30个世纪划分到全书的1342页中，给每一章大约有45页的篇幅。现当代文学占据了中国全部历史的一个世纪左右。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分量不够。事实上，现当代文学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模范，比如鲁迅、老舍、王硕等等。
书乡周刊：这些年来，海外汉学在中国很热门。您认为，海外汉学有哪些比较好的地方，可以供中国学者来借鉴？
梅维恒：现在海外汉学中一些最有前途的领域都是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这些项目把各种各样领域中的学术研究放在一起，在宽泛的基础上，再在某个主题上进行合作。至于说这些年比较流行和富有生产力的主题，最活跃的应该是手稿研究、视觉文化、书记出版这三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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