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跑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多年 村上春树在想什么

征文网 2016年12月18日文学快讯评论1,717 阅读3492字

一个人,写作35年,13部长篇小说,超过50种语言译本。虽然拥有享誉世界的知名度,但关于村上春树,许多事情始终包裹在神秘的面纱中:他是怎样下定决心走上职业小说家之路?对他来说,人生中幸福的事是什么?究竟如何看待芥川奖与诺贝尔文学奖……日前新鲜出炉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是村上春树前所未有的自传性作品,历时6年完成。在这部自传性作品里,他以肺腑之言,讲述了自己写作道路上的故事,以及追逐梦想与幸福的人生往事。

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就会开花结果

三十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却与普通人或者说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

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至于为什么要结婚,说来话长,姑且略去不提),又讨厌进公司就职(至于为什么讨厌就职,这也说来话长,姑且略去不提),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现在也经常听),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啦!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总之是拼命攒钱,然后再四处举债。就这样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小店。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

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毕竟负债累累,偿还债务颇为艰苦。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还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几年就连本带利还清了。每天早起晚睡、省吃俭用,终于偿清了欠债,尽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当时我们(所谓我们,指的是我和太太)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

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过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不知该说是共时性原理,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第二天再还不上贷款的话,银行就会拒绝承兑了,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我的人生路上不知何故经常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可那时我压根儿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对不起了……事到如今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呃,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

我无意在这里倾吐委屈,总之是想说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

然而也很快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年轻,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店铺虽小,却也算是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无须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也无须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社会学习。说“社会学习”似乎太直白,显得傻气,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遭人使坏,闹得满腹怨气。当时,仅仅因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不单得残酷地驱使肉体,还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外。狂风袭来时只能缩起脑袋硬扛。总之别无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慢慢还清欠债。

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老实说,我觉得假如不吃苦头就能蒙混过关,当然是不吃更好。毫无疑问,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只怕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也不知道这话能否成为慰藉,不过请您这样换位思考、奋力前行。

“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竟出了一本书

我凭借《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作品获得了芥川奖提名。不过老实说(如果有可能,希望诸位原原本本地相信我的话),当时却觉得拿不拿奖都无所谓。

《且听风吟》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时,我的确打心底感到高兴。我可以广而告之,向世界断言,那是我人生中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个奖是我成为作家的入场券。至于芥川奖如何如何,我那时完全没有时间去思考。

还有一点,对于最初这两部作品,我自己也感觉不太满意。

多花些时间的话,肯定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我心里有过这样的念头。作为一个不久前还从未想过要写小说的人,这个念头或许相当傲慢。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但允许我坦率地阐述个人见解的话,一个人如果连这点傲气都没有,就别想当什么小说家了。

《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都被媒体宣传成芥川奖“最有力的提名作”,周围的人好像也都期待我获奖,然而基于前述理由,错失芥川奖反倒让我松了一口气。而让我落选的评委们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嗯,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至少没有怀恨之心,也不曾想过与其他提名作品相比如何如何。

得奖也罢不得奖也罢,我自己倒真的无所谓,但记得每次获得提名后,随着评审会临近,周围的人便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那种气氛稍稍有些令人心烦意乱。有种奇怪的期待感,还夹杂着轻微的焦虑般的感觉。仅仅是获得提名,就被媒体渲染成话题,那反响既大,还难免引发反感之类,如此种种烦不胜烦。只有两次,令人郁闷的事情就够多了,如果这种情况年年重复的话……单是想象一下,就不禁心情沉重。

其中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过于大家都来安慰我。一旦落选,就有许多人赶来看我,对我说:“这次太遗憾啦。不过下次绝对能得奖。下部作品请好好写啊!”对方(至少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么说是出于好意,我心里也明白。可是每当有人这样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落得心情复杂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词,搪塞了事。就算我说“得不得奖其实都无所谓啦”,只怕也不会有人照单全收,反而会导致场面尴尬。

世人为什么只对芥川奖如此在意,我时常感到不可思议。不久前,我走进一家书店,发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我没翻开读过,不知道内容如何——自己毕竟不好意思买吧?不过,出版这种书本身就叫人心生疑窦:“好像有点咄咄怪事的感觉嘛。”

拿不拿奖无所谓,最重要是有好的读者

雷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边》)受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大力推举,于一九七四年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就奖,却因为在酒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烂醉,结果错过了颁奖仪式。他当然是有意为之。人家问颁给他的奖章呢,他答道:“这个嘛……好像被我扔掉啦。”《斯特兹·特克尔自传》里写到了这个小插曲。

当然,这两个人或许是偏激的例外,因为他们独具一格,一辈子坚持叛逆精神。然而他们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说以鲜明的态度想表达的,恐怕就是“对真正的作家来说,还有许多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其中之一是自己创造出了有意义的东西的感触,另一个则是能正当评价其意义的读者——不论人数多寡—的确存在于斯的感触。只要有了这两种切切实实的感触,对于作家而言,什么奖不奖的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每当接受采访,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题(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问到这个),我总是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者善意的书评,都比不上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实质意义。”同样的回答说了一遍又一遍,连自己都觉得腻烦了,却几乎没有人真心相信我这番说辞。多数场合都惨遭无视。

但无论是多么无聊乏味的陈词滥调,对我来说却是实话实说,所以也无可奈何。不管问多少遍,我都会重复相同的说辞。当一个读者付出一千几百日元,甚至几千日元买一本书时,他绝不可能别有用心,(大概)只有一个坦率的想法:“我要读这本书!”或者说只是抱着一腔期待。这样的读者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珍贵。与之相比—算了,只怕也不必进行具体的比较吧。

这可能是个大致的推测,习惯手不释卷地阅读文学书的读者,我估计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这是堪称核心读者的百分之五。近来人们常常谈论所谓的“告别图书”“远离铅字”,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确有此事。不过,纵使这百分之五的人被上头强令“不准读书”,他们恐怕也会以某种形式继续阅读。

令我忧心忡忡的,唯有“我能为这些人提供怎样的作品”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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