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杨光”我从文学青年成长为职业编剧

征文网 2017年11月30日21: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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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津日报

2006年到2017年,作为津派喜剧“杨光系列”编剧团队主要成员的李延亮,从“杨光”第三部一直写到最新版《杨光那些事·艺人》。他写出了天津人性格的豁达与幽默,善良与热情,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蜕变──从文学青年成长为职业编剧。他的故事,是一个执著于梦想的人成功的范本。

最后一代做着“文学梦”的人

靠一台“386电脑”闯进文学圈

我是天津土生土长的“70后”,周围的人普遍没什么野心,因为我们的父母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我们有朴素的基因,我们目光所及都是一个颜色,一个标准,一种生活方式,有股子处变不惊的镇定。但什么事都怕比较,“70后”还没成功,“80后”忽然就扑了上来。

我开始阅读的年代,中国大部分先锋作家还在写东西、出作品,那是文学作品大爆发的时代。看的文字多了,心里就有了影子,这个影子还不是故事,而是“人”。一个不存在的人,他也许是我内心最想变成的那个人,他是最完美的人也是最糟糕的人。他不存在,却能与我交流,无影无踪又无处不在。

我决定把这个人写出来,看看他到底是谁。写作对我来讲就像一次溺水,我在水里扑腾,越扑腾离水面越远……我想用文字表达,想说话让人听,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可以这么说,因为时代发展,“70后”成了最后一代做过“文学梦”的人。我这么说,是因为后来我认识了很多“70后”作家,包括魏风华、张轶,其中魏风华竟然是我失散多年的中学同学。

那时候我在天津斯普瑞克自行车厂上班,后来调到公路局国道收费站。我买了台二手“386电脑”开始写作。这时我才意识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说实话,我翻烂了《新华字典》《成语字典》,终于写出了一个中篇小说。

可是,发表作品对我来讲遥不可及──那得是什么人才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啊!但我不死心,总觉得自己能行,总梦想在刊物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我开始投稿。结果可想而知,退稿信箭一样嗖嗖地射过来。那时候还没有“草根”这个词,可是有个成语叫“草船借箭”,我就像绑在船上的稻草人,挫败的失落感让我身心俱疲。

梦想当作家的人都喜欢思考,我越思考越悲观,前途渺茫,仿佛进了死胡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我整个人抬不起头来,没有真正高兴过一天。

我突然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没有梯子上房,爬树也得上房。我记得路过新华路时看到一幢楼的门口挂着“天津市作家协会”的牌子,觉得那里一定是作家窝子。有一天下夜班,我直接去了新华路。那幢楼的走廊很暗,对面走过一位花白头发、个子挺高的中年男人,手里提着两个暖水壶。他问:“你找谁?”我恭恭敬敬地说:“我是一个作者,写了点儿东西,想找老师给看看。”他说:“你把稿子给我吧。”

三个月后,也就是2000年8月,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通俗小说报》上发表。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中年人是天津著名作家冯景元先生。是他把我从“水”里捞出来的。

看见刊物的那一瞬间,我忍不住哭了。那年我25岁。从那时起,我开始陆续发表作品,还在天津市的一些文学比赛中获过奖。我认识了李治邦老师,他给了我太多帮助。到了2006年,我停止了写小说,因为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转折。而人生的这次转折,却是因为一个“谎言”。

一通电话“混”进“杨光”剧组

苦中作乐才是高级的喜剧

我师父杨议和我师娘梦真有时候都恍惚,问我:“你是怎么混进来的?”我说:“我是说着瞎话自己找来的。”我跟好多人讲过我进入杨光编剧团队的经历,他们都不信,说,编的编的,肯定是编的。这的确挺委屈我的,我从来不编织生活。因为生活太伟大了。

2005年,《杨光的快乐生活》第二部热播,第三部正在集体创作剧本。我在国道收费站上班,一天中午突发奇想,这电视剧我也能写呀!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接听后说是办公室,我也没问是什么办公室,就说我是个作者,想给杨议导演写剧本。接电话的人说,你给王团长打电话吧,随后给了我另一个号码。

我给王团长打电话,我说,王团长您好,我是办公室介绍来的。王团长说,哦,是办公室介绍来的,好好好。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王团长给了我杨光剧组制片主任的电话,我打过去,第一句话就说,您好,我是王团长介绍来的编剧。制片主任说,王团长介绍来的,好啊,那你来剧组一趟,我们见见面吧。

就这样,我在东丽区一个度假村见到了我后来的师父──杨议。我激动得都懵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进入剧组,仿佛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我,李延亮,你属于这里。我现在还记得,师父杨议看见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先吃饭吧。”

第三部《杨光的快乐生活》我写了11集。从2006年到2013年,我从“杨光”第三部一直写到“杨光”第九部。这个过程中,我天天跟在杨议老师身边,成了他最亲近的徒弟。

“杨光系列剧”深受观众欢迎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做真正的喜剧。我师父杨议说,喜剧是开在悲剧这条藤蔓上的花,苦中作乐才是高级的喜剧。这是我们的法宝。我师娘梦真是我们的总经理,也是一位高智商、高情商的职业制片人。她把“杨议影视公司”做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我们推崇“家文化”,所有人的内心都同一个目标,就是制造正能量的快乐。

观众对“杨光系列剧”最多的评价是“接地气”。我们对这三个字的理解是──紧贴生活。最好的语言在大众的嘴里,最好的故事在大众的生活里。我们不是编造故事,而是生活的搬运工。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对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能基本还原生活已经是高手了,我从没见过高于生活的作品与人。太阳下没有新鲜事,只有人性的反复才是最吸引人的。所以,向生活保持谦虚的态度,是我们编剧团队一贯的作风。

当“杨光系列剧”锐不可当的时候,我们开始冷静,因为追逐潮流意味着随波逐流。电视剧不好干,尤其是喜剧。时代在进步,网络直播和视频软件的流行让喜剧变得廉价,高级喜剧和洒狗血的闹剧,像皮肤与肌肉一样长在一起,观众的欣赏口味逐年提高,大投入的制作风涌云起,网络影视剧如火山爆发……

2013年,我们的编剧团队做了调整,蛰伏三年后,2016年,我们开始拍摄新版《杨光那些事》。蛰伏,对一个创作团队是好事,是放松,是思考,是观察,是阅卷打对勾还是叉,是厚积薄发。我们归拢思路得出结论──不是我们不够新,是我们不够旧。

现在我还总能回想起,几年前在办公室接我电话的老师,还有那位王团长,至今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肯定也想不起来曾经有个毛头小子打来过电话。但是,他们无意中的善良举动,让我的人生从此多了浓重的色彩。我也常常想,人这一辈子,肯定有一个最适合你的事在等着你。你不找它,它也会找你,然后你会为此奋斗一生。

因为写《爱在摇滚的岁月》

电影之门对我缓缓打开

2008年我从公路局辞职,投身“杨议影视公司”,成了电视剧编剧。2013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跟完美爱情死磕》,算是给自己的“文学梦”一个交代。我心里还藏着一个“电影梦”,在我看来,写电影就是还原我深藏心底的童话世界。

《爱在摇滚的岁月》是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这个故事以石家庄的摇滚乐手邢迪为原型,他曾北漂组建“地平线乐队”,后来乐队解散。他这人特有情怀,特单纯,剧本写的就是他和乐队之间坚持与梦想,背叛与融合的故事。

这个剧本我写得很用心。写完后,我跟邢迪一起拿着剧本去北京找投资。本来认为北京遍地都是机会,结果转悠了半年,见了很多影视圈的人,最后连钢镚儿都没见着一个,邢迪还把手机丢了。

又是一次希望与失望的交错,情绪大起大落,时而黯淡无光,时而璀璨夺目。又是一次溺水,又是一次越扑腾越沉。有一次,我俩被一个投资商拒绝后,大半夜沮丧万分地在回龙观附近找宾馆。那天刚刚立冬,邢迪冻得打哆嗦,他跟我说,延亮,再这样下去咱俩就废了,还是我自己投钱拍吧。他回了石家庄,抵押了自己的一套房子,《爱在摇滚的岁月》终于顺利开机。

邢迪把《爱在摇滚的岁月》拿到波兰华沙电影节,没想到在“当今世界”单元获了个小奖。从波兰回来后,我们的电影在石家庄一家影院公映。那天来了几百人,影片开始后,我跟邢迪守在放映厅门口,心虚得厉害,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

放映结束后,观众都没走。主办方的人跑出来喊我们,说大伙都找你们呢。我俩跟做了亏心事似的走进放映厅,迎接我们的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人这一辈子跟跑马拉松一样,绕着圈、流着汗、腿肚子抽筋也得坚持,因为喜欢听到掌声,只要坚持跑,沿途就有人为你鼓劲加油。无论第一名还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都会有掌声在等着你。

因为《爱在摇滚的岁月》,电影之门对我缓缓打开。我又陆续做了几部电影,随后和天津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人赵志彤老师相识,一起与电影频道合作了《青春至上》等电影。后来,李治邦老师推荐我写关于骆玉笙骆老的电影《重整河山待后生》。在李老师的指点下,剧本几经打磨广受好评,计划明年开拍。

四十不惑这句话我挺信的,好多事情一夜之间就想明白了。过去我总说自己在水里扑腾,忽略了岸上总有一双能把我从水里拉出来的手──人生永远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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