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报》：对你来说什么是爱情？作为作家和作为人对爱情有什么想法、看法？你相信婚礼吗？有孩子吗？
余华：爱情对于58岁的我来说就是相依为命，我和我妻子相依为命，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25岁。我们的家庭关系很好，我儿子是做电影的，我们经常在晚饭后一起讨论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这是我作为人对爱情的看法。作为作家对爱情的看法经常是不一样的，因为小说的题材和故事不一样，我在《兄弟》里描写的爱情是美好的，但是在其他的小说里我写下了对爱情的怀疑。
《共和国报》：文学或一部书是否教会你什么料不到的教训（可以是小或者伟大的事情）？
余华：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给予我很大的文学教育。小说里的家庭教师于连·索黑尔爱上了伯爵夫人，司汤达让于连向伯爵夫人表达爱意的篇章是文学里伟大的篇章，没有让于连去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悄悄向伯爵夫人表达，这是很多作家选择的叙述方式，因为这样写比较容易，但是司汤达是伟大的作家，他需要困难和激烈的方式，他让于连与另一位夫人和伯爵夫人坐在一起，当着另一位夫人的面用脚在桌子下面去勾引伯爵夫人的脚，这个篇章写得惊心动魄。司汤达教育了我，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充满勇气，不只是政治上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文学叙述上的勇气，就是遇到困难不要绕开，应该迎面而上；更为重要的是，司汤达告诉我，不要用容易的方式去写小说，要用困难的方式去写小说。
《共和国报》：什么是文化差距？虽然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了，但是你还是会碰到什么文化差距？
余华：我说一个故事，我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出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以后，我遇到过两位有趣的读者，小说里的女主角许玉兰伤心的时候就会坐到门槛上哭诉，把家里私密的事往外说，一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那不勒斯的女人也会有这样的表现；而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如果他有这样一个妻子的话，他就不想活了。文化差异在这里表现出来的都是理解，只是意大利朋友和英国朋友理解的方向刚好相反，我的意思是说，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文化差异会带来认同和拒绝，而认同和拒绝都是理解。
《共和国报》：你怕什么（请说说小事和大事）？
余华：我想了很久，没有发现自己怕什么，我可以自由生活自由写作，生活和写作构成了我的全部。
《共和国报》：你怎么看你的年龄？跟年龄有什么关系？怎么保重你的身体？有否想戒除的恶习？
余华：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在遭受痛风的苦恼，脚趾的疼痛让我不能走路，斜靠在床上回答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还要我回答得尽量多一点。可能是小时候的贫穷造成的原因，我每次吃饭一定要吃撑了才觉得是吃饱了，这个坏习惯始终改不了，痛风就是这样出现的。我经常告诉自己，少吃多运动，可是我总是在告诉自己，总是没有好好实行，能够做到几天少吃，几天运动，然后又多吃不运动了。
《共和国报》：你和网络、微博、新技术是什么关系？它们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余华：中国人在吸收新的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时没有任何障碍，适应的速度之快令人感觉到新旧之间似乎没有距离，比如移动支付，短短几年时间，阿里巴巴支付宝的APP和腾讯微信支付的APP差不多装载进了所有的智能手机，从超市的收银台到办理证件的收费窗口，从大商场到街边小店，只要有交易的地方，都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二维码放在显眼的位置，人们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扫一下就轻松完成交易。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用过现金，也没有用过信用卡，因为手机支付太方便了。不少人上街时口袋里没有现金也没有信用卡，一部手机可以完成所有来自生活的需求。于是乞丐也与时俱进，他们身上挂着二维码，乞求过路的人拿出手机扫一下，用移动支付的方式给他们几个零钱。
《共和国报》：你那一代和年轻人这一代有什么不一样？对于年轻人，你羡慕他们什么地方，不羡慕他们什么地方？
余华：1980年代末，我和我妻子还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自己的房间，我经常在晚上带着她去看别人家的窗帘，不同的窗帘在灯光的映照里感觉很美，我们很羡慕那些有房子的人，我当时对她说：我们没有房子，但是我们有青春。我们现在有房子了，但是我们没有青春了，所以我羡慕年轻人的是他们有青春。
《共和国报》：对你来说宗教是什么？你信上帝或某种“灵性”么？
余华：我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没有宗教信仰，也许文学是我的宗教，因为文学里充满了“灵性”。
《共和国报》：你怎么看男女平等的情况和发展？
余华：在中国，毛泽东时代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开始倒退了，比如就业，男性就会比女性的机会多，很多公司愿意招聘男性员工，他们觉得女性结婚生育以后重心会转移到家庭上，从而不会那么认真工作了。事实并不是这样，不少有孩子的女性仍然工作出色，但是社会上一直存在这样的偏见。
《共和国报》：最近你对什么电影或电视剧比较感兴趣？为什么？
余华：我不看电视剧，太长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最近我重新看了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所有电影，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共和国报》：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现在在写什么呢？
余华：我有四部小说都写到了一半，我以后的工作就是将它们写完。
《共和国报》：作为著名作家是什么感觉？
余华：感觉多了一些机会，如果我没有名气，那么我的书出版时不会像现在这样顺利。
《共和国报》：你利用最多的、并不缺乏的词汇是哪一个？
余华：我现在用得最多的词汇是“变化”，我刚刚为英国《卫报》写了一篇五千字的长文《我经历的中国的变化》。
2018年6月3日
本文节选自余华《一篇文章六个回答》，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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