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场自我精神治疗
关于“疾病的隐喻”不止一次出现在黄子平这本书里，包括那篇影响巨大的《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和对鲁迅的《故事新编》的讨论。在2001年版的后记里，黄子平把这本书称为是一个自我精神治疗的产物，是对少年时期积累的阅读积淀的自我清理，这同样也隐喻了疾病。黄子平曾道，2001年版出来后发现有许多和他有同样迫切需求的同病者。他至今记得1971年的某天，在大片的胶林里，全团人一起听文件的传达，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人们甚至可以听到橡胶树的叶子掉到地上的声音。他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自明性世界的丧失”，原来所有事情都是不用证明的，这个世界因为过于明白而在这一刻丧失了。
对他而言，这个自明性世界的形成跟少年时期对革命历史小说等的阅读有关。他曾以为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历史是什么，现实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也能借此判断自己的存在。但是在这样一个自明性世界丧失的时候，“自我”和客观存在的世界都被打上了引号，两者之间恍惚失去了联系，一种“精神分裂”状态开始出现，于是精神分裂者成了一个天然的现象学家。但跟现象学家不同的是，现象学家会摘掉引号，这样他又就可以回到自明性的世界里，而精神分裂者不知道，也没法摘掉那个引号，所以变成了模模糊糊的、浑浑噩噩的状态。
黄子平说概括他们那一代人最后的一个总结性的经验就是北岛的那首诗《回答》。人们渴望一个肯定、积极的答案，但北岛说“我—不—相—信”，他怀疑的并非某个特定的东西，而是自己所处的世界的全景，这种怀疑正是黄子平常言的“病”。在他看来，笛卡尔是最早的一个精神分裂者，“我思故我在”本质是怀疑一切，怀疑到最后只剩下一样东西不能怀疑，即“我正在怀疑这件事”。每个精神分裂者都需要找办法去寻回自明性的世界，把引号摘掉，这便是用哲学的说法来讨论精神治疗，也是为什么黄子平将自己的写作称为一种精神治疗。
对于这种自我精神治疗，李超宇也有自己的困惑。革命历史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阅读热潮，他好奇这种小说情感动员的方式究竟产生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而当下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是否也和情感动员能力的匮乏有关？对此，黄子平回忆起《红岩》刚出版时引发大家排队购买的热潮，这本讲述了黑暗与光明搏斗的故事的书在当时引发的讨论可说是盛况空前，而当他做研究时，他才发现这里面有许多东西，像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讲的，是“生产”或“制作”出来的。而黄子平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后，他开始将“生产”与“分配”联系起来，开始思考情感动员起来后该如何分配。用法国思想家朗西埃的说法，这是一种“可感性的分配”。也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可以感知的，什么是不可以感知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句子、文本，什么是噪音、杂音。李超宇所提到的文学边缘化现象，正是新的分配形态出现带来的问题，在当代的艺术、文学或者其他媒介中，这种分配状态是怎样操纵、怎样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都是值得我们继续讨论的问题。
黄子平每次对革命历史小说的重读，都是对当下焦虑的回应。《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原版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黄子平在讨论革命、土匪和英雄传奇，他提到了科层组织化日益普泛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打工群体的涌入，还有他们在城乡之间的身份和归属的难以定位。黄子平一直将历史看作一个有主体的历史，将现在的思考视为与过去的“他者”和未来的“他者”的对话，他反复重读历史，感受到一些不变的主题如语言暴力是如何像幽灵一样在各个时代都向人们袭来。对过去的探寻，实际上就是在为我们现在的困惑寻求解法。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僵死的对象，也从未远离我们，它因为我们的思考而流动，永远保持新鲜。
来源：新京报
撰文：孙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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