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白话文全译版(三国演义原文赏析)

征文网 2021年11月27日语录文摘1 3,035 阅读751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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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创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先河。对于小说的作者、姓名、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的字样。后来,清末明初的毛纶、毛宗岗父子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编辑整理,删改点评。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行版本,一般就是指“毛评本”。应该说,毛评版《三国演义》大体上保持了罗贯中著作的原貌,只是在细枝末节上有所增删。

  《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久远,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史料的记载,晋初陈寿撰写《三国志》,南朝裴松之引用众多的野史别传为之作注,使三国故事初具形貌。然后是民间传承,最初的历史故事经过千百年来文字和口头的流传,尤其是在宋元时代民间艺人的“戏说”之中,变得越来越生动、细致,颇具传奇性和趣味性。最后是文人写定。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经历了国家分裂统一、改朝换代的历史变革,将自己对政治、历史、军事、战争的思考,融入到对三国故事的创造性书写之中。应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历代积累型的作品,既包含了民间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又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性。而两者在大体上又是一致的,明显的表现是“拥刘抑曹”的基调。

  在对三国历史的记载中,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而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以蜀汉为正统。由于史家们受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各异,所以对历史的评价和判定有所不同。地域的南北、朝代的承袭,成为他们评判的重要依据。“拥刘抑曹”的基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民众渴望统一稳定,反对分裂战乱;希求仁治,谴责暴政的美好愿望。据此,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都带有鲜明的主题色彩。

  从一开始,小说就揭示了“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因。“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作者很明确地将“三分”的根源视为“人事”,而不是“天命”。正是因为皇帝昏庸、大臣无能,宦官争权、朝政腐败,才导致百姓造反、黄巾起义。正是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趁乱崛起,国家陷入四分五裂、战乱不止的状态。

  这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在作者眼中,真正能力挽狂澜,救民于危难的英雄,要有智、有仁、有勇。在三国的人物之中,诸葛亮的智、刘备的仁、关羽的勇,无疑是最突出的。因此,在全书的一百多个人物中,这三个人是重点描写的正面人物。而与之相对的人三个反面人物,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论智谋,诸葛亮可谓冠绝天下,就连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百万雄兵的东吴都督周瑜,也在嫉妒和愤恨中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可是在小说的中后期,却出现了一位与诸葛亮旗鼓相当的对手司马懿。与仁德的刘备相对立的,是奸诈的曹操。曹操曾对刘备说,乱世群豪并起,可是能称得上真英雄的,就只有你我两人而已。纵观三国历史,主要就是曹刘之争,当魏蜀分出胜负之后,吞并孙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在三国的武将中,关羽可谓威震天下,但若单以武艺而论,却稍逊吕布。关羽之所以可以后来居上,成为三国第一名将,是因为他所具有忠勇精神,豪气干云。而吕布具有的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难以望其项背。

  整部小说采取的不是以“成败”,而是以“是非”论英雄。或许论智慧、功业、武勇,司马懿、曹操和吕布,比诸葛亮、刘备、关羽并不逊色,甚至犹有过之。可是他们在人格和品行上,却有天壤之别。我们可以在对比中,来发现他们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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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诸葛亮与司马懿。在小说中,两人几乎同时出场,不过诸葛亮一上来就大显身手,逐渐成为头戴光环的主角人物。而司马懿却韬光隐晦,一直蛰伏在曹操的身旁。而以曹操的老奸巨猾和疑心之重,居然到临死也没有看透这只潜伏在他身边,伺机而动的豺狼。最终让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落入他人之手。司马懿在曹操面前很少显山露水,可仍像诸葛亮一样,成为托孤重臣。不得不说,论阴险狡诈和伪装能力,他比曹操更胜一筹。刘备与曹操相继死后,蜀魏两国的斗争,基本上是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的较量。诸葛亮六出祁山,虽然每次在战术上都胜过司马懿,可是在战略大局上,却有所不及。诸葛亮在伐魏之前,曾用反间计使司马懿被革职。司马懿在家中听到诸葛亮收服姜维,大破羌兵,打得曹魏大军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的消息,不禁仰天长叹。他的大儿子司马师以为他“莫非叹魏主不用乎?”司马懿却胸有成竹地说:“早晚必来宣召父亲也。”果然,在形势危急之下,明帝曹睿不得不重新启用他。

  纵然赋闲在家,司马懿对当时的形势却了如指掌。复出之后,立即出手,火速平定孟达叛乱,让蜀军失去一大助力。又以重兵抢占街亭要地,逼得诸葛亮不得不全线撤军。唱了一出“空城计”才得以脱险,导致他官阶连降三级。在之后的多次交锋中,司马懿尽量避免与诸葛亮正面冲突,用拖延战术最后耗死对手。对待并不信任自己的曹氏君臣,他一再地伪装和示弱,如同一条豺狼一般,潜伏等待,一旦时机到来,就紧紧扑上去咬住对方要害。在高平陵事变中,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轻易地麻痹了曹爽兄弟。夺得兵权之后,又将曹氏势力连根拔除,从此独揽大权。司马懿先后受曹操、曹丕、曹睿三代魏主托孤,最终却辜负他们的期望,夺去他们的江山。与诸葛亮受刘备托孤,鞠躬尽瘁,竭力辅佐幼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演义)法》中评论诸葛亮说:“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千古者莫若孔明。”“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贤相中第一人。”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更多的是基于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形象,而不是历史人物。在小说中,诸葛亮无疑是书中的主角,全书一百二十回中,写了一百多年的故事。诸葛亮从第三十八回正式出场,到一百零四回五丈原归天,占去了小说的大半篇幅。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是当之无愧的。正是他的“隆中决策”,以及之后指挥的一系列战役,尤其是在赤壁之战前后促成孙刘联盟,大败曹军,巧夺荆州,攻取西川的策略成功实施,奠定了三分天下的格局。正如刘备所说:“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诸葛亮的相助之下,刘备才摆脱了依附豪强,寄人篱下的日子。在新野之战后逐渐扬眉吐气,最后取得川蜀之地,位登九五。他深知这一点,对诸葛亮充满尊敬和感激。“玄德得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塌,终日共论天下之事。”而诸葛亮时刻感念刘备的知遇之恩,将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复兴汉室的大业。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可辅,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当即表明自己的心志:“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死乎?”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如此做的。刘备驾崩之后,诸葛亮实际上担负起了蜀国的一切军政事务,虽然位极人臣,但却从来没有欺君擅权的表现。在他四出祁山的时候,后主刘禅中了离间之计,诸葛亮不得不在北伐大好的形势下撤军。而对如此昏庸的幼主,他的忠心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正是诸葛亮将心血精力全心投入到忘我的操劳之上,才过早地耗尽了生命。对于这一点不仅他自己,就连他的对手司马懿也清楚得很:“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这样鞠躬尽瘁、殚精竭虑,有着可不推却的理由:“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魏明帝曹睿非常希望司马懿也像诸葛亮一样尽心辅佐自己的儿子,可是却不能如愿,反而因此失去了祖宗基业。从事功上看,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没有达成,无论是对他自己、对刘备,还是对众多期望延续汉室江山的人来说,这个结局都是沉痛的。尤其是他临终前的情景,尤其令人扼腕叹息。——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毛宗岗称诸葛亮为“智绝”,鲁迅评其“多智而近妖乎”。但论智谋、论功业,司马懿与之相比,犹有过之。可是在人格操守,理想追求上,两人却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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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在三国中可谓第一枭雄,他一生消灭了无数对手。用他自己在铜雀台前颇为自豪的话来说:“孤本愚陋,始举孝廉。后值天下大乱,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的话,说的没有毛病。正是他从行刺和讨伐董卓开始,逐步消灭北方各大诸侯割据势力。为在后来的三分格局中,最终由北方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他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孙刘联盟,是否会推进全国统一进程?不过,如果真让小说中描写的曹操实现统一,他又会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呢?

  毛宗岗称曹操为“奸绝”。他也的确是在当时群豪并起的战乱年代中,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小说中善于知人的许劭,对他的评价非常具有概括性:“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而他自己的人生信条:“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让他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心态暴露无遗。正是他抱着这样的态度为人,才做出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桩桩阴险、凶残之事。曹操经常以小人之心度人,因猜忌杀死世交好友吕伯奢的一家八口,在得知真相后,又将买酒回家的吕伯奢杀害。当陈宫指责他:“知而故杀,大不义也”的时候,他却理直气壮地说出了目中无人,极端自我的人生信条。难怪陈宫宁可追随有勇无谋的吕布,也不愿意与他为伍。至死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招降。

  曹操身边的近侍出于关心为他盖被,他竟然一剑将其刺杀,并谎称喜欢梦中杀人。同样,他以醉中杀人为借口,在铜雀台将扫他诗兴的扬州刺史刘馥当众刺死。明显是在杀一儆百。如果佯装醉梦之中杀人,说明他对自己的凶残还有所掩饰。那么,在攻打徐州时。“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所到之地,杀戮人民,挖掘坟墓”则赤裸裸地表现了其凶残本性。他用“借刀杀人”和“借事杀人”的方法,先后除去了才华横溢的祢衡、杨修。营中缺粮,又演出了向仓管王垕借头的把戏,来稳定军心。曹操对稍微得罪自己的人,睚眦必报,对于反对自己的人,更是斩尽杀绝,毫不留情。荀彧和荀攸两叔侄,曾为他出谋献策,立下大功。可一旦反对他称公、称王,他便立刻翻脸,下毒恐吓,致其死地。他身为臣子,杖杀皇后、勒死贵妃,鸩杀皇子,并将后、妃的亲族家眷株连处死近千人。害死好心为他治病的神医华佗。试想,如果让这样一个自私自利、不仁不义、奸诈虚伪、凶残狠毒的人坐了天下,将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与残暴的曹操相对的,则以是仁德著称的刘备。可以说,他们在行事为人上,完全不同。刘备曾坦然道:“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两个人在行事为人上的差别对立,在同一件事上表现最为明显。在刘备的早期军事生涯中,一向败多胜少。原因在于他虽然麾下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却没有真正的谋士。而徐庶的到来,让他得以突破困境,同时也为对手曹操带去威胁。为了不使自己的对手做大,曹操采用谋士程昱的计策,先骗徐庶之母到许都,并命人仿照其手迹骗徐庶与母亲相见。孙乾从刘备事业发展的大局考虑,提出建议不让徐庶见母。如果曹操杀死徐母,徐庶便会与曹操结下深仇大恨,死心塌地辅助刘备。可是刘备听后却说:“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曹操虽然赚得徐庶的人,但却没有得到他的心,遂成“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故。

  刘备以仁义行天下,就连徐母都有所闻:“吾久闻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仁声素著,世之黄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当世之英雄也。”刘备之所以在黄童、白叟、牧子、樵夫等黎民百姓中有口皆碑,在于他行事以仁德为准则。也就是他说的“吾宁死,不忍做负义之事。”早在刘备做安喜县尉的时候,就表现出仁民爱物的作风。“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他投奔刘表,驻扎新野后,由于治民有德,受到百姓的称赞:“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在曹操南下,刘备无力抗衡的时候,新野百姓出于对他的信任和爱戴,要和他一起撤离。“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而刘备也不愿意舍弃百姓。“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在遭遇追兵时,看到百姓惨况,不禁放声大哭。“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甚至想投河自尽。撤退之时途径襄阳,本来有魏延相助可以入城,他却以:“本欲保民,反害民也!”为由而不入。

  刘备将“以民为本”作为他成事的原则。因此所到之处,深受百姓的欢迎。大事上如此,小事亦如是。他的坐骑“的卢”虽是宝马,却有妨主之说。徐庶为试探他的人品,建议他将马送给有仇之人,等马害过仇人,再骑就没事了。刘备听后,勃然变色,严词拒绝。在群雄相争,刘备如同丧家之犬,没有立锥之地的情况下,徐州太守陶谦、荆州之主刘表,都有意将领地相赠,刘备却不愿乘人之危,失去许多良机。充分显示出面对利和义的抉择时,他宁愿放弃利益,而要践行仁义的态度。因此才成为被百姓爱戴的明主仁君形象。除此之外,刘备还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自从他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之后,就一直没有忘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荆州被东吴攻取,关羽兵败身死。刘备大为悲痛,誓要为其报仇。从当时的形势看,这却不是明智之举。赵云曾劝道:“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他却全然不听。就是诸葛亮也无法劝其放弃复仇之念。

  在刘备的心中,结义之情已经超过了江山社稷。甚至当众表态:“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出兵伐吴,是刘备一生中做出的最错误决定,夷陵之战的大败,使蜀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难怪诸葛亮感叹道:“汉朝气数休矣!”刘备一生,为行仁义,确实失去了很多争雄占地的机会。而他最后的错误行动,最终让他半生打下的江山根基动摇,他自己也含恨而终。但从个人来说,关羽对他的忠心和付出,也值得他为关羽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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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在刘备打江山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又是为他守护疆土而死。关羽的一生,同样践行了“桃园结义”的誓言,毛宗岗称其为“义绝”。并概括为:“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在“千里走单骑”和“义释华容道”两件事上,最能体现关羽的义。关羽在曹操南下攻打徐州时与刘备、张飞失散,被围困于下邳。曹操爱惜关羽的将才,让张辽当说客,在“降汉不降曹”的前提下,答应在朝廷任职。曹操为了笼络其心,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与高爵厚俸,美女宝马、绫锦战袍,但是却丝毫不能打动关羽的心。他一旦探听到刘备的消息,即刻封金挂印,过关斩将,重新回到旧主身边。即使在接受曹操赠与的锦袍、宝马的时候,他想到的还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见面矣。”关羽对刘备忠心不二,生死不渝。面对孙权招降,慷慨陈词:“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扶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耳!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在关羽和曹操的关系上,他虽然以斩杀颜良和文丑作为回报。但在华容道上,还是想起往日恩谊,冒着违反军令状的死罪,将其放走。小说写到:“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毛宗岗赞道:“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

  关羽在三国武将中,单论武艺虽非第一。但其忠义、谋略,单刀赴会的气概、割骨疗毒的风采,确非他人可比。而在三国武将中,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吕布,却因为背信弃义、反复无常而为人所不耻。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既为丁原义子,被董卓以宝马收买,将其杀掉,认贼作父。后来又因为貂蝉挑拨,杀掉董卓。他叛主弑父的原因,都与财宝美色有关。在与曹操、刘备、袁绍、袁术的关系上,完全以利益为导向。在与袁术结亲的事情上,尤其暴露了他毫无信用,反复无常的为人。最后,他在曹操和刘备两军的夹击之下被围困在下邳,众叛亲离。在被围城之时,他还气焰嚣张地说:“吾有画戟、赤兔马,谁敢近我?”可是被俘之后,却毫无气节地向曹操乞降:“明公所虑,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曹操对其心存顾虑,于是向刘备征求意见。刘备一句话道出吕布的人品不堪信任:“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曹操这时才下决心将其缢死。与其说是刘备落井下石,不如说是吕布自己搬起石头砸死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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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诸葛亮、刘备、关羽的身上,我们看到小说作者对信义、仁义、忠义的肯定和赞赏。而情和义是分不开的。我们从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到,他们十分在乎君臣之情、手足之情、朋友之情。而正是因为司马懿、曹操、吕布无情,他们也同时没有对国家的忠义、对百姓的仁义、对他人的信义。在小说开头“桃园结义”的誓词之中,作者已将“义”的时代内涵阐明:“虽然异性,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而结义的精神,由刘备、关羽、张飞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在赵云、诸葛亮、姜维等先后加入到“拥刘抑曹,复兴汉室”阵营之人中越发壮大。汇聚成一条横贯三国百年风云变幻的浩然长虹,散发出撼人心魄的瑰丽光辉。

  在史学家的笔下,更多体现出官方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而在小说家的笔下,体现出的更多是民心的向背。其实《三国演义》小说作者以及更早的说话、戏剧艺术对蜀汉正统的推崇,并非仅仅因为刘备是汉室宗亲、帝室之胄。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刘备、关羽代表了贤相、明君、名将所具有的智、仁、勇,以及贯穿三者的义。诸葛亮在小说中一语道出民本天下的思想:“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周仓也说:“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显然,来自社会下层的诸葛亮、刘备等人,被曹操、袁绍等公卿贵族讥嘲为“村夫”、“织席小儿”。他们更能体会民间疾苦,治国理念、政治追求,反映的是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因此自然深受他们的爱戴。如苏轼在《东坡志林》里所载:“王彭常云:深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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